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本来一次很普通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却引发了朝堂之上的轩然大波。之后扩展到整个庙堂四十年的权力斗争，都能从此事找到源头。

引发日后长期斗争的是三个年轻的举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这一年，牛僧孺二十九岁，担任伊阙县尉；皇甫湜三十一岁，任陆浑县尉；最年轻的李宗闵此时刚刚二十一岁，是陕西华州的参军。另外，牛僧孺和李宗闵是永贞元年（805）的同科进士，皇甫湜稍稍晚一些，也在元和元年（806）考取了进士的功名。无论从文采还是官运上来说，他们都可称得上“年轻有为”。三个人虽然年龄不同、出身不同，但是一场考试却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唐朝的考试分两种，一种是常科，另一种是制科。常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文学素养，制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政治素养。相较而言，制科的含金量比较高一点。因为制科通常都是皇帝亲自出题，主考官判卷之后，还要皇帝亲自过目，应答精彩的人往往能得到吏部官员的关注，甚至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牛僧孺等人参加的是一场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考。这一考试最初是汉文帝刘恒发起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朝臣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后来的帝王们都觉得这种考核很实用，就一直沿用了下来。顾名思义，这种考试就是鼓励考生切陈时弊，言辞激烈一点也无可厚非。有些考生为了引起主考官的注意，往往故意危言耸听，言前人之所未言。

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身为县尉的牛僧孺、皇甫湜和身为参军的李宗闵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认识很深刻，他们写起针砭时弊的文章来得心应手。

晚唐政治缺少亮点，毛病一大堆。什么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民生凋敝等随便拿出一条来展开铺陈，就是一篇不错的“时文”。同时期的大文豪白居易不就善于写“讽喻诗”吗？“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等名句都流传千年而不衰。可见，深入思考问题是唐朝士子的普遍行为，只不过大家拘于眼力、才力的限制，水平有高低之分罢了。

三人当中，年长的皇甫湜师从大文学家韩愈，性格孤傲、偏狭。他有没有继承乃师的文学才华先不说，但韩愈年轻时恃才傲物的作风倒是被他学了个淋漓尽致。这样一个有点才气又非常孤标傲世的人，会经常在自己的诗赋当中写一些惊人之语。现在倒好，朝廷不但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上提意见的机会，还公开支持他畅所欲言，“能言直谏”。如果“能言直谏”能使皇帝信服，还有可能被授予官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官场选拔人才的制考，可是关系到举子们仕途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制考，所有应试者都铆足了劲，希望自己的试卷能够得到主考官的青睐。有了官运降临的诱惑，像皇甫湜这种脾性的人到了制科考场上，还不运笔如风，把胸中积攒多年的不平之气全都发泄出来？

皇甫湜的策文紧紧抓住宦官乱政这一点，攻击这些“阉人”的骄奢淫逸、无法无天。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人则重点指责某些当权者不作为，炽于武功、疏于文治等。三个人的文章写得都不错，言切词直、匡正时弊，得到了主考官的认可。

两位主考官分别是杨于陵和韦贯之，他们一个是吏部侍郎，一个是吏部员外郎，这样的身份担任考官显然是胜任的。吏部是负责官员考核、升迁的部门，由他们的部门长官来评判文章的优劣、决定人才的去留，顺理成章。杨于陵和韦贯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两位大人很敬业，认为既然皇帝想要中兴，想改变社会现状，那就得听真话、听实话。他们筛选出牛僧孺等人的文章为一等文，就是为了上呈御览，帮助皇帝了解自己手里“千疮百孔”的国家。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因为帮助皇帝选拔人才而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