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府掌握权力，特别是审批，我觉得这个要逐步减少，这是一个大方向，这一条十八大后我们走得很快。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与其说企业怕审批，不如说它们更怕审批的不公平、不透明、不稳定、没有可预见性。在中国，现在政府放权当然很重要，但政府在行使目前掌握在手中的权力时，希望能够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策更加稳定，更加有可预见性，我觉得这比放权更重要，对我们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我以前碰到一些英国来搞投资的，他说我们不怕你们的政策不优惠，就怕你们的政策不透明。如果不优惠，我算一下账，投资了不赚钱那我就不投了，或者是调整我的企业战略来适应你们的政策。就怕审批当中的不透明、不稳定。我觉得这一条在某种意义上比放权更重要，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第二，与其说政府放权很重要，我认为还不如说建立一种更好的政商关系更重要。过去都是企业家跟在官员的屁股后面走，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最近我几次讲话，能不能建立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不拉拉扯扯，不吃吃喝喝，关系很正常，很和谐。这种正常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比放权更重要。有时候权在那儿，如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好，也不一定会伤害企业的重大利益，这是第二条。

第三，政府放权，我希望能形成一个倒逼机制。有两种倒逼机制，一是中央的政策倒逼，中央规定地方政府要花更多钱用于社会保障、民生、医疗卫生等，这种倒逼使政府会觉得它掌握一些权力没意思，收那么多钱，收那么多税也没那么大意思，慢慢地，它就自觉不愿意管了，因为上面规定了就是要把更多钱花在老百姓的民生上，它自己没多大油水，慢慢放权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开放来倒逼，中国入世就是因为要满足很多国际规则，倒逼我们开放了很多。现在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和美国正在进行关于投资条约的谈判，这里面涉及很多政府放权的问题，因为核心问题是一个负面清单的问题，通过这来倒逼我们的放权。

第四，政府放权，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政商关系，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必须符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行得通，而且让政府放权，让政府不掌握权力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更健康一点，老百姓得的实惠多一点，这才是真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