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试图从另一路径来理解“中国身体”的特殊性。“黄帝身体”是美国汉学家费侠莉在《繁盛之阴》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指称古典中国（前现代阶段中国）的身体建构。在古代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借黄帝之口，描述了古典时代对身体的基本理解。所谓“黄帝的身体”，乃是将身体视作古典中国宇宙观中的“气”与“道”的容器。这一身体型塑目标，可由儒家的道德化的规约——“修身”、道家的神秘化修炼——“内丹”和中国功夫的身体控制技术这三者的混合来实现。

第二个概念——“公民身体”。黄金鳞先生的著作《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详尽而又精辟地分析了近代（现代）中国身体的成长史。近代中国的文化形象与有关身体的“焦虑记忆”紧密相连。在黄金鳞先生看来，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一个现代国家长成的时期，表现在身体领域即是一个国民“身体的国家化生成”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个古老帝国，拖着沉重衰朽的身体，急迫追踪现代化步履。通过所谓“军国民”、“新民”、现代法律制度、工业化钟点时间等制约和规训，一个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公民身体之雏形渐次显像。我将之概括为“公民身体”。

第三个概念我称之为“革命身体”。所谓“革命身体”的型塑有着较为复杂的层面和生成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逻辑的延续，它在身体型塑方面，沿袭和强化了现代国家的“军国民”和大工业钟点时间的规训逻辑。但它并未走向黄金鳞所谓的“公民身体”的完成，恰恰相反，它走向了现代公民社会的身体生成路径的反面。政权以革命的名义对公民身体主权实行全面的和霸权性的操控和剥夺。“革命身体”以前所未有的高度符号化的面貌出现，成为国家强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

然而，中国身体的现代型塑，始终在外部支配和内部调控之间摇摆。在现代化的文化冲突中，身体也成为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权力冲突的战场。来自公开领域的国家意识形态倾向于通过外部，以现代科学原理来组织和调控公众的身体形象，完成身体的现代性转型。而来自私人化的领域民间传统观念，则始终以它自己的规则来对待身体。传统的养生术、气功、秘方和秘技，依然强有力地支配着中国人的身体观和生命观。本文重点探讨“革命身体”的型塑及其解体过程中的几个节点和身体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