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二年我认识了房小磊。那年我十八岁，在一所全国闻名的重点高中上高三。房小磊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父亲是三五一九工厂的工人，三五一九工厂诞生于战争年代，据说自日本人投降开始直到“文革”初期，从这个工厂开出了无数辆服务于祖国国防事业的各型坦克。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发展的重心渐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移的背景下，北方很多城市的这种兵工厂也被渐渐废弃，房小磊父亲所在的三五一九厂虽然有幸被保留，但也是风中残烛，由一个一万多人的大厂一天天萎缩到只剩下六百多人的，隶属于第一汽车集团的专门生产汽车车门的鸡肋工厂。老房是这个厂的焊工，八级工匠。

房小磊的妈妈是这个城市第二无线电厂的工人。这个朴实的女人职责就是坐在流水线的一边，将两根已经组装好的白色天线进行拼接，每天的底额是七百二十个成品，超过十个，就有五毛钱的奖金，以此类推，日复一日。加上老房的工资，两个人每个月能拿到96块钱，那时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年代，这些钱属实很少，矫情地说甚至少得可怜。

通常像这样的家庭中的孩子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信、自立，虽然生活不幸，但心理健康，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最终成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另一种就是自甘堕落，不求上进，与各种不良少年为伍，与体制作对，与传统作对，在若干年后才知道回头对自己的年少无知后悔不已却为时晚矣从此虚度一生。十九岁的房小磊显然属于第二种人。他比我们大一岁，是插班生。因为打架，屡教不改，全市最乱的红旗路中学被迫将他于高二那年开除，他在家待了一年，这一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又有五十余人险些命丧其手，最后是他最亲爱的奶奶以死相逼才让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到我们这所重点中学插班。为了这事儿，房小磊他爸一周内连着陪办事的人喝了十七顿酒，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骑着自行车摔倒在马路边，鲜血直流。血是从胃里流出来的。

给房小磊办上学的事儿几乎花光了全家人一年的开销，老房知道自己如果住院，又要一大笔钱，就在护士没注意的时候拔下了吊针的针头，一边擦着嘴边尚未完全擦干的鲜血一边骑着自行车回了家。

房小磊似乎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在老房几乎是拼尽了老命将他送进我们学校以后的至少半个学期内，房小磊多少是感化于伟大的父爱而有了一些改观的。比如他可以在老师点他的名字让他回答问题的时候迅速地站起答“到”，哪怕接下去会说“我不知道”；比如他可以在走廊中被别人无意撞到并付出道歉后对人家说“没事”，即使说“没事”前一秒钟他还曾目露凶光；比如他可以经常一个人坐在操场边上认真地看初中的孩子踢球而毫不在乎偶尔砸在他身上的球，甚至有时会因为孩子们粗糙的脚法引起的失误而开心地笑，虽然那笑比哭好看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