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重新开张的那天晚上，我没有送唐淼回家，而是去了游戏厅看望大病初愈的老爷子。老爷子破天荒地给我倒了一缸子白酒，他说我也算个大人了，可以喝点儿。父母总是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中国式的英国绅士，烟酒不沾，行为规矩，尽可能的学识渊博。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准青年的父母都会对自己的孩子充满这样的希望，千篇一律。这就是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家庭最大的课题，也是九十年代即将从少年成为青年的我们最大的难题，我们就像被父母和体制抓在掌心的沙子，越想抓紧，流失的速度反而越快，如果轻轻地捧在手里，给这些沙子尽可能多的空间，反而不会遗漏。遗憾的是，那个年代的家长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都会把这个浅显的道理忘得一干二净。

正因为如此，我是没怎么喝过白酒的，这样的烈性白酒一口下肚，并没有人们常说的辣的感觉，只是觉得烧，从肚子一直烧到头发，但这感觉，真的很好。毕竟，每一个即将成为青年的男性少年，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行为上距离他们脑中自我描绘的标准男性形象近一些，更近一些，而这标准男性形象的各种外在标签，却与父母们的期望发生着强烈冲突。

我能看出来，老爷子是想说点儿什么的。但是他一直没说，什么都没说。已经快八点了，老爷子干掉了绿色大茶缸中的一大口酒，咂了咂嘴说：“回家吧，差不多了。”

我不甘心，我知道老爷子一定是有话要说。我也像他一样将杯中剩下的酒一下子干掉，但我受不了，我使劲儿吐着舌头，大口呼着气，这酒太他妈烧了！烧得我嗓子像要冒烟一样。我了解老爷子，知道如果直接问他他一定更不会说，就说：“我说老爷子，今天怎么想起让我陪你喝酒了？”

老爷子被我的样子逗乐了，抓起一把花生米握在手里，用拇指和食指一颗一颗地往嘴里送个不停。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却说：“咱俩玩儿个游戏。就我手里这把花生，你在手里攥一下，说说大约有多少颗，看咱俩谁说的准行不？”

我一下子来了劲头儿，这游戏我听说过，这是一门旧社会黑道人的手艺，很久没有人用过也不需要用了。我知道老爷子这样的人物玩儿这样的游戏是准赢，但还是没有服气，就从老爷子手里接过了这把花生米。我左右地揉搓着，希望通过不断的感觉能够更加接近真实的数量。

老爷子说，你再揉一会儿就成渣滓了。

我最后肯定了一下说：“六十七个。”

老爷子微微笑着，说：“你数数吧，一共四十八颗，算上刚才被你掉在地上那个是四十九颗。”

我一撒手将花生米全部摊在桌上一粒一粒数了起来，数到最后一颗，不多不少，正是四十八颗，再看看刚才被我掉在地上的一颗，再看看老爷子，老爷子微微笑着，说：“回家吧，八点了。”

直到我在家门口掏钥匙开门的时候还在回味着刚才的一幕。老爷子仿佛是从五十年前走来的人，将我所好奇的却并没有机会亲身经历的一切带到我的眼前，让我见识到了一个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早已灭绝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