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的说法是：“为什么政府方面不自动先提方案呢？这有很重要的理由。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先生的电报，已将政府的希望充分说明，我们只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

不以政府、大党自居，也算“培养良好的情绪”之一种吧。

任何谈判，双方都不能不精心选择代表。邵力子曾是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9年与邵力子同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张治中，那次谈判后干脆就留在北平，不回南京了。张群、王世杰在国民党阵营中，也属温和派。如果选那种顽固派，甚至赳赳武夫型的好战派，那就不是谈判，而是吵架、打架，培养战争情绪、气氛了。

自国共两党有谈判一说后，周恩来几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从容、睿智的外交家风度世人皆知。而对于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的王若飞，人们就有点陌生了。中上个头，圆脸，像周恩来一样穿套普通的中山装的中央委员，能坐到那谈判桌前，也是从千军万马中遴选出来的。只是无论他性格多温和、多有修养，有时也难免怒发冲冠。

谈判伊始，一些中间媒体就呼吁详细公布谈判情况，以使国民有公正的判断。用今天的话讲，叫人民有知情权。结果是每天只发表一个简短的消息。双方会谈几近无话不说，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如实详细公布，难免有人误读误解，甚至断章取义，不但破坏情绪，还使谈判者拘谨，不敢放言。

周恩来提出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邵力子就说“在会谈中培育良好的情绪”，“政府始终培养和谐空气”。初次见面，瞅着对方，无论嘴上说着什么，那心里也难免觉得别扭。一场面红耳赤的争论，再瞅对方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可就完全彻底地展现在脸上了。那也真是需要在会谈中不断培育良好情绪的，而且需要随时不断地培养，不然还能谈得下去吗？

蒋介石和一些军政官员宴请毛泽东，还把中国第一官邸让给毛泽东居住，诸多因素中，好像也不无培育良好情绪的成分。可就算那山洞林园美若仙境，毛泽东住着，能像延安的窑洞那样轻松、舒畅、踏实、安乐吗？10月1日，听说蒋介石对云南的龙云动武了，张澜立即派人敦促毛泽东，让他尽快返回延安。如果换成蒋介石去了延安，毛泽东把最好的窑洞倒给他，他会不会也有一种身处虎狼丛中的感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冰融三尺呢？

有时每天都谈，有时隔上一两天，乃至几天，那差不多就是谈崩了、顶牛了，谈不下去了。彼此就往后退一退，冷静情绪，寻找双方是否还有什么共同点，使谈判继续下去。他们是天才，中国超一流的谈判专家，而且竭尽全力，不敢懈怠。可这一切都与个人素质无关，站在各自党派的立场上，有些问题根本就是天然的死胡同，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