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又去了，伤心地关注着好友亚明的命运，我蹲在一棵树下，他和姐姐蜷曲着身体紧紧挨在一起，把头夹在腿中间儿，他们仿佛小罪人。他姐姐的辫子蓬乱，两个孩子不哭也不闹，面对毫无同情心的空气，等着被批斗的父母。树梢上挂着条条横幅“遣返地富反坏郭××……”批斗会在一片口号中结束。一辆卡车来了，他的父母被乱七八糟的手胡乱揪着扔上卡车，亚明的母亲大声喊叫：“我从新加坡回来是为了找毛主席找共产党闹革命的！我无罪！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无罪！我的孩子是无辜的……”话没喊完，“哔啪”打人的声音山响！她的党员丈夫没有护着妻子，恐惧地躲藏在车的角落里，亚明和姐姐是自己爬上卡车的。车“轰轰”启动，亚明一家被遣送原籍，合肥的什么村，让农民监督改造去了。

亚明的母亲是几天来我见到的第一个敢反抗的人，是女人。

我惊恐伤心，我喜欢亚明，如果在卡车上他肯看我一眼，说一句“跟我来”，我真的会爬上车去。

全家人话越来越少—父亲担心，要求我们也紧跟革命形势。全家破四旧，连夜做了一次大清理，线装书、英文小说、好看的玻璃器皿、水晶艺术品、古董都翻出来，堆在地上准备砸碎后扔掉。母亲把自己以前最喜欢的衣服、首饰翻出来。高跟鞋的后跟儿，连锤子带锯子地往下薅。我偷偷在五颜六色的“四旧”堆儿里拿起一块心形海蓝宝石，握在手心里，真好看呀！我又拿了一颗象牙的内绘珠，拇指大的珠子上有一片小小的放大镜，里面绘有精美的观音像。虐待它们真是太可惜了，我把它们藏在枕头套里。

我九岁了，又一个俗话秋老虎的季节来了。一天，我和姐姐准备去玉渊潭游泳，本来父亲说他也准备去游泳，姐姐十二岁了，跟父亲玩儿已经没意思，就没有等他，我们自己玩去了。母亲给我们每个人两毛钱，正好够来回的车票，加一根冰棍儿和一包米花儿的钱。

还没游泳，我就已经忍不住把两根冰棍儿买了，吃完，馋虫被勾出肚子，下水之前，坐在岸边儿稀里哗啦吃光了米花儿。那时一包米花儿三分钱，糖米花儿四分。姐姐问：“你还馋吗？”我使劲儿点点头。“哎，待会儿咱们混车，不买票，省下的钱可以多买一包糖米花吃，你个子小，用不着买票，长得也不起眼儿，人家不会注意你。”我不够漂亮又被姐姐拐着弯儿地强调出来，可甜米花太诱人了，我答应了一声：“行”！站起来冲进水里，游呀游，水太神奇了，水可以洗掉我“不漂亮”的自卑感。我蛙泳时望着远处的绿树，狗刨时感受着深水浅水凉热翻滚交替在肢体上的刺激，仰泳时，我望着北京的蓝天白云，幻想在现实之外有一个人爱人的世界。

游完泳在公共汽车这段路上，我紧张得不行，甜米花儿也突然不甜了，人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吸引到什么，下车就被抓住了。我永远记得这种由道德教育而来的耻辱感，我脸红红的，不敢抬头，到售票站。几个售票员七嘴八舌把我们狠狠说了一大顿，过后也就把我们放了。有时你不得不迷信，好像冥冥中真有一种祸不单行的运势。

天都塌到自己身上了，更可怕的还在后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