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上学，时不时逃学，和插队、军垦回来的年轻人在外面瞎跑。就在我家以西，甘家口、三里河一带。

一九六八年血统论横扫大街小巷，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各个翘着屁股车座升得老高，哗哗一大片闪过街头威武地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有典型的标志：一身国防绿，戴军帽，穿双边黑灯芯绒“懒汉鞋”，戴红袖章。这是全套行头，如果有人戴一顶将校呢的军帽，哇，就大出风头了，说明他一定有后盾。

还不到一年的工夫，许多高干子弟的父母就受冲击了。权势如万花筒，人可以一夜之间从圣贤变成贱货！老百姓跟看走马灯似的，连前戏还来不及弄明白呢，已是时过境迁。喜欢紧跟形势的人则赶紧手忙脚乱地观望，站错了阶级立场麻烦。而我盲人瞎马的早晕了，干脆不睁眼。后来一些自然形成的青年帮派，按地区、管片儿自然而然物以类聚。即便老子被丢盔卸甲拉下了马，那些曾经是共产党大干部的孩子们，还是会受到尊重。同时散落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像我这种臭老九、右派、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孩子。我们也革了“知识”的命，不好好上学在街上瞎逛。

我想穿绿军装，又没有解放军部队的关系。母亲说：“别穿那种衣服，全是‘联动’，‘联动’都是高干子弟，就会打、砸、抢！是坏人！”后来，善良的母亲倔不过我，“你非要，我只能用缝纫机给你做一件。”我妈手艺真不错，做得很像，我特高兴，特美。但是与真正从部队搞来的军服还是差远了。

我开始认识百万庄一带的“玩儿闹”，那时男女界限划得清楚极了，女的和男的站在街上说话已经标志着“你是流氓”。

生活空间因评判而显得狭隘，阻碍了当时年轻人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我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及爱，东边找不到，西边儿找，然而，男女之间却布满了地雷。

我父亲喜欢体育运动，五几年的时候曾经得过全国速滑冠军，他还有一双进口的瑞典冰鞋，我还很小他就带我们去什刹海滑冰场教我滑冰。我从无数个“大马趴、仰巴磕、大屁墩儿”和“老头钻被窝儿”里练了出来。

北京什刹海滑冰场重新开放。那几乎是北京仅有的冬季娱乐场所，人多的日子，白花花的冰面上根本滑不开，黑压压的人，仿佛没头的苍蝇你撞我我撞你。男女界限在这儿很难划清，所以也成了北京形形色色大小“玩儿闹”的社交大本营，一个很时髦的地方。

成帮结伙的国防绿色里若有人戴顶将校呢帽子，那趾高气扬的表情跟今天的明星一样。几乎每场都有打架斗殴事件，多是为了抢别人的帽子。

我喜欢滑冰时的感觉，跑道上迎着刺骨的风，如果下小雪，冰渣凉凉地打在脸上，我感觉美滋滋的，有股炫耀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