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周恩来经常召集各个民主党派（团体）的政协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他通过当时的秘书许涤新联络到我，因为许涤新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我同在经济界。我们每月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好几次，每次我都参加了，我和周恩来就这样认识和熟知了。当时国民党的旧政协还曾推举出5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窑洞里，毛主席强调，中国要想长治久安，惟一的办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听了都深感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是第四、五、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三届政协会议，可以说，我与全国政协的历史渊源很长。

从上海到重庆，尽管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参加了“救国会”、“星五聚餐会”及其他一些民主活动，但我较早地接触了这些为国为民都作出极大贡献的民主人士，并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跟我一样留洋的中国学生带着满腔激情纷纷回国，为的就是追求民主和独立，让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我想，这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宣扬的民主主张以及这些民主人士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我85岁之后就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是我从身边的人口中听到、从媒体上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学习负担很重。我记得我年轻时上学很轻松，中学时，下午的课程几乎都是选修课，但因为心情愉快反而学得很扎实。我还听说，如今的孩子到了大学还在拼命学英文，结果导致中英文都没学好。英文是一门工具学科，在中学期间就应该熟练掌握，这样到了大学阶段就可以专心做学问了。在就读圣约翰大学前，我已经能自如地阅读各类英文书籍和对话，我结识的那些民主人士中，不少人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民盟是以文教、科技为界别特色的民主党派，今后也要继续关注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

我很荣幸能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们中的许多人学问好、思想进步，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但与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到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读书、看报时常会想起他们，虽然都是零星的记忆，但是我却能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具有思想光辉的人物，我敬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