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长鸣

二次大战时候，1942年春天，我路过浙江金华，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长途汽车回重庆。一天晚上，汽笛长鸣，警告敌机来轰炸了。电灯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晚，没有听到炸弹声。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驻金华的青年军官，匆匆忙忙地来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帮助我设法购买长途汽车票。他原来说，此事没有十分把握。这时候他告诉我：“好了，准备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动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说：“要请你帮一个忙。”“帮什么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说：“前晚，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之后，飞来中国的轰炸机。这一批美国飞行员，今晚我们要宴请。没有合适的翻译，不得已想请你当个临时翻译。明天他们坐吉普车去桂林。你可以乘车同去，一路上为他们当临时翻译。可以吗？”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觉得机会好极了。当天晚上我坐在贵宾的旁边，担任翻译，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欢迎，客人答谢，都由我翻译。这时候，我弄清楚了，美军的领头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辆吉普车，一路担任翻译，开向桂林。

五十年后

这件事，过去了刚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轰炸东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报道：“昔日营救结厚谊，今朝异地喜重逢，五位中国老人在美受热烈欢迎”；“布什总统祝贺中国老人和美飞行员重逢”；“美国防部长会见五位中国老人”。五位老人是当时曾营救跳伞落地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新闻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国飞行员巧遇的往事，依稀似梦。

我记得，杜立德告诉我，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身体强壮。像小孩一样，他当我的面，蹦了两蹦，证明他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遗失。

我记得，敞篷的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风沙很大。我吹了风，咳嗽起来了。杜立德脱下他身上的皮夹克给我反穿，以便挡风。

我记得，车队一路走了大约三天，经过的尽是小城镇，只有一个地方有小规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们告诉我：美国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载十六架轰炸机，每机五人，偷偷地开进东京湾。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开走了，飞机不复飞回航空母舰。事前同中国约好，对东京轰炸后，飞到金华，降落机场，把轰炸机全部送给中国。不幸中国方面把“时差”算错了。友机当做敌机。灯火管制，无法降落。不得已放弃飞机，人员用降落伞下地。所幸人员全部安全，只有极少几个人降落时受点轻伤。（当时是这样说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现在报纸翻译为“杜利特尔”。我曾同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却“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长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他们乘军用飞机去重庆（然后回美国，去欧洲）。我这个临时翻译也就向他们辞别，另乘长途汽车回重庆。

纽约重逢

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到纽约。杜立德复员后在纽约壳牌石油公司当董事长。我打电话给他。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叙旧，热情招待我。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豪华。他对我说：“时间真快，你见到的那些小伙子们，现在都秃顶了。”

第一次成功地轰炸东京，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久，他晋升为地中海联军空军总司令。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我向他遥祝：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