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小岗村

至今依然记得，六年前的清明节刚刚过去，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走进安徽省小岗村时，心情很不平静。这个小小的小岗村，悬在我心里足足有三十年了，今日终于得着机缘走进来了。

我说小岗村悬在心中三十年，不是夸张。三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秋末冬初，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会战工地上下来，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轻闲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已经基本确定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而睡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一时尚不能从我在人民公社(即今乡镇)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说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说来就是“分田到户”了，再透彻说来就是恢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的形态了，习惯称呼为“单干”。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对生活在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时候尚不知道小岗村，窃窃私议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只是笼统地说着安徽，有的说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试验;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分田到户”，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还有的说法很夸张，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户”了……之后不过两三年，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实行。我也曾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工作组成员驻到渭河边一个村子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去，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那时候，我记住了小岗村。这个向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集体化体制——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发出挑战的小岗村，引发了随后被称作“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