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雕塑的某些功能——供奉、纪念、教化、装饰——已在逐渐丧失。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当前卫雕塑家抛弃罗丹的传统，按照立体主义绘画和浮雕的榜样重构他们的艺术时，20世纪的雕塑便已失去了与公众的广泛接触。虽然在本书叙述的这个时期中，大多数公众与实验雕塑之间的联系不会简单地恢复，但重新定义这门艺术的功能和目的一直是这一时期雕塑家的心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艺术家在问自己，在一个抽象艺术的时代，纪念性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公共雕塑有可能吗？广大公众的趣味在这一整体时期中是雕塑家一直在提出的问题。雕塑家宁愿不可思议地顺从一个不断受市场与娱乐影响的世界的价值。呈现雕塑所用的材料与形式的绝对多样性在这个时期愈亦明显，雕塑不再被看做是有固定边界的稳定概念，战后的重要事实早已突破了这个边界。

1945年以后，随着雕塑的瞬息万变，人们逐渐对与雕塑相抵触的其他艺术或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同时也对雕塑之于历史、记忆、风景、戏剧、建筑、博物馆、艺术市场与工业产物的态度乐此不疲。本书基本未涉及那些远离物质世界的理想主义抽象雕塑，即便看到1960年代出现的、极度排斥形象的极少主义雕塑时，也不禁会令人想到其他现代工业制品的材料和形式。这一时期的雕塑借鉴了诸多其他领域的术语，而其所获得的反响与感染力也来自许多方面。雕塑成为一门独特的开放式学科。

第一章所介绍的雕塑作品主要出自那些1945年时已然享有盛誉的雕塑家之手。其中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战后及犹太大屠杀后，西方在创作纪念性雕塑方面已欠缺热情，开始追问有何种其他方式能够实现雕塑的纪念功能。公共空间成为放置雕塑的主要场所，时而也会成为临时展厅，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件作品的内涵与这个特定区域有关。此时，一些雕塑家开始意识到某些理想形式能够超越特定时刻而富有亘古不变的意义。他们预见到一种新式公共抽象雕塑的可能。这同样提出了一些有关“公共”空间性质的问题。一些公众与私人机构均对公共区域内的雕塑有所资助，但其中诸多作品都不具备被大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书中前两章所关注的便是这些由各种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分野，以及它们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所衍生出的问题，范围延伸至英、美、法等国的战后实验性雕塑。第一章以概要介绍德国和意大利雕塑收尾，指出由于英美强调的交感互动现代主义的出现，在1950年代，以上国家的雕塑演变已经冲破了不同艺术之间的藩篱，或者说已然逾越了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为60年代昭示了发展走向。

第二章则指出美英雕塑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两国年轻艺术家对以各种抽象手法创作人物塑像的迷恋。“二战”、犹太大屠杀以及原子弹爆炸所给予人们的震惊，促使人物、动物和鸟类等变形雕塑大量出现，其处理方式在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已初露端倪。1949年，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撰文“新雕塑”（The New Sculpture）。文中，他断言在美国和英国，还存有无数的空白和可能性，然而，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促使这些雕塑产生的事件已逐渐退却为回忆。在战争促动力外化为艺术形式之前，原始人工制品和大众文化便延续了超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而在1950年代，雕塑相对而言已经脱离其外在影响，但在获得了可观的市场认同之后便成为学院派作品，再无生气。可以说，1950年代末是雕塑的一个临界点。“二战”以来那些声名鹊起的雕塑家能够在60年代后仍具备国际影响者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