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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安的弟弟狄静，还是偷偷地来了深圳，奔着做一名摇滚歌手的理想。

是父亲告诉狄安这个消息的。六十岁的父亲，在电话里嘶哑着嗓子说：“你们这两兄弟怎么就如此相似呢？你这个当哥哥的，本来是学中文的，同学不是当秘书就当了老师，偏偏你搞起了摇滚，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也罢了。现在呢，你弟弟又要学你这个‘榜样’了，建筑系的高才生毕业录取到设计院，那么好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也要辞职到深圳，又要搞摇滚。当年真不该冒着被开除的危险生了你弟弟。唉，你们两兄弟真是要气死我们啊。我和你妈，拉了一辈子的二胡，在文工团里，可如今有什么用呢，下岗啦，没人管啦。这个年代根本就不是搞艺术的年代。你步了我的后尘，你弟弟又步了你的后尘。你说我们狄家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么跟艺术有缘吗？我明天给文化部写个申请，让他们给咱们家封个‘艺术之家’的光荣称号吧，好不好……”

狄安不知道该对又是生气又是自嘲的老父亲说什么。时代真的变化大啊。记得小时候，文工团也是国家单位啊，大院里住的邻居都是文艺家。各种传统乐器演奏、各地传统戏曲名段、传统杂技和魔术表演，随时可以听见、看到。一帮视艺术为生命的老艺术家就在身边。每天上学的时候,可以看到前排平房的李叔叔在摇头晃脑地“啊呀呀呀”地吊嗓子，他是文工团里演花脸的头号人物。放学的时候，可以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几个哥哥，在院子里练习顶碗杂技。那一个个塑料做的练功碗一会“当”的一声掉下来，滚得好远，师傅见了忍不住又是一阵臭骂。

那个时候，进出文工团大院的孩子的优越感，并不比进出县政府大院的格雷差多少。人人都会觉得文工团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有文化，有修养，而且多才多艺。不过那会儿还真是的，文工团的孩子的穿着是最干净最好看的，尤其是女孩子，额头上的刘海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几乎每个班的班花，都是从文工团大院走出的小姑娘。

那个时候，狄安多神气啊，几乎没什么学，就每天这么看着父母拉二胡，自己就学会了。每到六一儿童节，准有狄安《二泉映月》的压轴表演。后来到了中学也是，初二的时候，狄安就跟隔壁齐哥哥学会了六根弦的木吉他。

当时，父母还挺高兴的。觉得儿子学东西学得快，哪里想到他会因为弹吉他迷恋上了国外的乐队，然后认识并更迷恋摇滚乐，到了大学还亲自组建自己的乐队，要将摇滚进行到底了。狄安大二回家过年的时候，就因一头长发把父母搞发火了。

当时，父母已经不断听到“市场经济”和“下岗”两个词，已经明白搞艺术不吃香了。所以，看到狄安一副文艺青年的样儿，怒火中烧，硬是逼着狄安在大年三十晚上把长发剪了。

这就是狄安自己经历过的变化。如今文工团已经萧条不成样子了，再也看不到那些吊嗓子、练顶碗的叔叔、哥哥们了。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实实在在，历历在目。

对于弟弟偷偷跑来深圳的事情，狄安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弟弟本来是对艺术没有一点兴趣的，他书包里装得最多的是科幻小说和漫画杂志。是狄安要求弟弟学吉他的。狄安为什么要弟弟跟他学习吉他？原因有点自私：狄安想找个人陪练，练那变化多样的和弦与指法。

狄静就是在被动学习中对吉他逐渐产生了兴趣。慢慢的，狄安发现弟弟的指法熟练程度竟然超过了自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弟弟练习三遍后，就不用看谱了，和弦与和弦之间的连接基本不会断开。

弟弟取得如此长进时，狄安顺利考上了大学，两兄弟聚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吉他练习由此中断。没想到的是，弟弟和他一样，到了大学后，也疯狂地热爱上了摇滚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