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我出国读书，全家从此才松了口气；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国从政，台湾已走上民主之路，再也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业的代价；我的家人才与我和解，然后渐渐以我为荣。

在外公的家长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寻的答案。我博士论文原主题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杀，从“二二八”、南京大屠杀、左宗棠屠城、纳粹大屠杀，接着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我的研究原本从恨开始，却在宽恕中结束。当我阅读越多历史时，我发现屠杀是一个多么容易不断循环的悲剧；屠杀是历史上国族统治者为统治利益创造杀人借口的手段，历史上层出不穷，根本无关族群。

我在外公所遗留的人生悲剧中，从此竟与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愿步他后尘，从一个民族主义，逃向另一个族群主义。

于是，瞬间，我竟成了另一颗无法落根的种子。

一九九六年年底施明德主张“族群大和解”，民进党基层群情哗然。我并非权力核心，事先不知情，在电视台录影时才被邱复生告知此事，邱还问我：“施明德是不是疯了？”我笑一笑，没回答。接着上了张雅琴主持的《ＴＶＢＳ晚间新闻》接受专访，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出令民进党群众难以置信的话，“我支持大和解；不可能永远一群人恨着另一群人，‘二二八’的屠杀是蒋介石及其部队的责任，不是外省人的责任。”

我含着泪说着以上的话，脑海里想着我那孤独弯曲的外公身影。

是的，我亲爱的外公，我身上流着你的血液。你的伟大与你的潦倒，你的时代与你的痛苦，一一收在我的心中。我无法还给你具备尊严的晚年，但我同时愿意继承你独特的热情、慷慨与勇气；我相信，愈爱你的人，了解时代愈深，也愈愿意宽恕这一切。

外公过世后，我常常一个人在台中大院里转来转去，日本式的木条栅栏挡不住不幸一点一滴地侵蚀这个家庭。外公生前在院子种下仙人掌，苍劲依旧，可是主人早已枯萎，不论他的躯壳还是生命毅力。另一棵夹竹桃，被二舅在某个暑假狠狠砍了；他说这是一棵含毒的树；好像说着外公正巧碰上的时代。他的人生种子落在明治后期，“二战”期间，中国与全球的革命风潮改变了所有理想的知识青年。在人类时代的剧本里，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飘浮的种子，没有早一步，也无法晚一步，刚巧遇上了往前往后都没有退路的台湾人命运，除非他愿意出卖自己。

“二二八”时，他等于已经死了一次，但他逃掉了；接着，在一切的弃绝中，祖国、家庭、身份、情感……所有的弃绝皆发生后，他的躯体弃绝了他。他死的时候五十七岁，只比现在的我大四岁。

外公悲怆的晚年，给了我从政时期奇特的启示。当我觉得为了权力或生存已不忠于自己的心时，千万不要逃，不要投降，无须躲避。该来的，让它来；该离去时，勇敢地离去；人生不用拖泥带水。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