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底，马雅可夫斯基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了两次演讲—“柏林在做什么？”和“巴黎在做什么？”在讲到城市的一些情况时，他不得不根据道听途说的去讲，因为他对这两座城市都毫无印象。他所有的印象都来源于赌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马雅可夫斯基和莉丽亚·布里克的关系出现了危机。

演讲那一天，有很多骑着马的警察守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的入口处。马雅可夫斯基早些时候就到了那里，而我是演讲快要开始时才到。他本来答应好在楼下接我的，可当我到时，他却不在。后来了解到，他跑开张罗事情去了。那天来了许多没有买到票的人，多得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安排座位，甚至连站都站不下。关于我要来的事他事先倒是和检查人员打过招呼，可是我根本就无法冲破人群挤到检查人员跟前。突然不知是谁拽了我一把，我才得以近前。

在拥挤的大厅内，观众每两个人被安排在一个座位上。过道里、台阶上、主席台上……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垂着腿坐着。主席台的深处和两侧为熟人摆放了一些椅子。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马雅可夫斯基出场了，他开始演讲—说的全是“别人的话”，没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刚开始我听着，只是有些纳闷，感觉难受；后来，我就开始指责他，打断他的演讲，我认为我的意见是公正的。我在主席台上坐着，四周都是人。马雅可夫斯基害怕地斜着眼看了我一下。共青团员们都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垂着腿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唯恐漏掉一个单词。听到我的干预，他们愤怒而徒劳地尝试制止我，他们可能在想：资产者，假如一点也不明白，不要靠近马雅可夫斯基……他们要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间休息时，马雅可夫斯基什么也没对我说。但是达利特扎（Долидзе）—这次演讲的组织者，整个幕间休息的时间都在恳求我不要做出让他们难堪的事。休息过后他就不让我出演员休息室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去演讲大厅。回到家后我难过得无法入睡，吃了安眠药，直睡到第二天午饭的时候才醒。

马雅可夫斯基吃午饭时情绪低落，脸色阴沉。“我明天可以不去参加晚会吗？”“不，当然得去。”“好吧，还演讲不？”“你想演讲就演讲吧。”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取消演讲。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朋友、熟人打来电话：为什么您没来？病了吗？不要听那些关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传闻……他是个忧郁悲观的人……真的很遗憾，您没来……晚会很有趣、很成功……

马雅可夫斯基脸色更阴沉，比乌云还黑。

我们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深谈。

我们俩都哭了，好像快死了似的。我们不时地喝茶，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习惯了一切—对爱情、艺术、革命，我们彼此熟悉，熟悉对方穿的、盖的，我们生活在一起能感受到对方的温暖。但是如果我们还整天待在一起，沉迷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自拔，马雅可夫斯基就再也不会写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谈话，每次都毫无结果。但是现在，即使是深夜，我都决定分离—哪怕就分开两个月。我们需要考虑，今后该如何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似乎也满意这唯一能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案，他说：“今天是12月28日，也就是说，2月28日我们再见面。”说完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