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显指“五四”以来——这场运动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此前的漫长过往，是几乎没有“女作家”的存在的——她们一般被称作“才女”，她们的身份则呈现两大极端：名门闺秀，贵族妇女，或者青楼妓女，风尘女子……这一现象似乎表明了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男性主体文化的装饰物或者调剂、消费品。“五四”带来种种崭新开端，至此中国也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女作家群体出现——在此之后的一二十年间，一个接一个的光芒四射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然而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女作家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大动因，除了天然喜爱的感情，大多还有着某些迫不得已，归结起来便是：生存的需要——写作是经济的来源，是安身活命之本；或激情的需要——革命的或爱情的激情——为了追求进步，最常见的是为了求学，为了摆脱旧家庭的腐朽生活；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为了实现恋爱自由——这些激情的欢愉苦痛都需要喷发的渠道……

然而从凌叔华的这封信中我们全然看不到那些需要，这让她的写作人生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显出了某种特殊性——虽然这封信并不代表她全部和真实的想法。看起来凌叔华是为着成为女作家而成为女作家的……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封信，“用功在中英日三国文上”，“中国女子的思想与生活”，“对于人类贡献”，这些关健词句的指向，都是：野心。

与野心相伴的还有她的谨慎——她并没有直接给周作人寄去习作，而是这样写道：

如先生肯认我作学生，我必诚恳的呈上指教……那更是感激不尽的了。若是先生以为孺子可教，请复数行……否则尚祈代守秘密，因为普通人尤其是女子，像我这样请先生的很少，事不成反作为笑柄呢。[页下注：周作人：《几封信的回忆》，《饭后随笔 周作人自选精品集》（陈子善、鄢琨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下册，P252——255]

周作人收到这封信，感觉这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女子”，于是复信答应了她。稍后，凌叔华寄来习作，周作人看去，“写的很是不错”，便从中拣了一篇小说送给《晨报》副刊发表——此时该刊编辑为孙伏园，他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既是绍兴同乡，也是他们在北京往来最密切的一位小友。

为了学习大文豪歌德，凌叔华选择了入读动物系，不过也许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她感到这个选择不太现实，于是在一位英文老师的劝说下转了英文系，对于她的转系周作人也极为帮忙：“完全是那种望子成龙的态度”，精通日文的他建议凌叔华把日文列入副科，还送了她“三四尺高”的学习资料以“恶补”，使得她的转系考试顺利过关[页下注：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下册，P967——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