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依然在北郊的那个村子里排练，只是排练的时间和次数降了下来，是啊，朋友们，是该整理音乐的时候了。

在后来更多的演出中，他们由传统转向了氛围，由抑郁到紧张，由浮躁到暴怒，但心一直是自由、冰冷的。我知道这是贝斯手飘儿在说他自己的事儿，和别人无关，歌曲大段的贝斯以及用贝斯穿针引线，让贝斯手和鼓手成了主角，每首歌都有一个好的动机，但是设备和技术的不足限制了他们更多的想象力。2003年，摇滚乐远没有那么成熟，更多的人认为，即便没有好的设备和技术，同样能够做出好的音乐。现在看起来，这的确很牵强。

意识，我们总是这样，意识先行，设备跟上。一旦设备跟不上，那么作为一种载体的存在，音乐便不重要了。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够了，他们的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在被整理后变得舒缓并让自己满足的作品里，是主唱更加放肆的歌唱，是灵魂对音乐的接纳。

满足并不是满意，我认为主唱足够出色，但矛盾总是出现，贝斯手认为主唱没能表达出乐队想要的东西。在他们后来的演出中，乐队的音乐已经越来越向后朋克靠拢，我想这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否则，直接选择做这种类型的音乐就可以了，一定是身不由己，一定是某种方面的缺乏，但越是如此，那个被乐队成员认为不合适的主唱就越显得珍贵，因为只有他的格格不入，才是乐队唯一的惊喜。

这不是讽刺。

暂且放下风格不谈，现场是真实的，因为阴郁的气质在当时的西安摇滚乐现场极其少见。2004年的国庆节，我在朋友小猫租来的民房里，发现了两摞钉在一起的A4纸，像一本厚重的书，那上面是贝斯手飘儿的小说和诗歌，而我看到的是死亡、尸体相伴、坟墓里的爱情、理想的虚无……小猫告诉我，这是他在飘儿那里“偷”来的。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后来我把这些打印稿从小猫那里“偷”了回来。

关于飘儿的传说也不少。他们远离了那个村子，鸟枪换炮之后，他心灰意冷。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时候，朋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他放弃了高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没人知晓他们的生活，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主唱开始还在网上抱怨，再后来，我找不到他了。2004年春节的时候，贝斯手卖掉了陪伴他不到一年的琴，我偶尔能在演出现场的观众中看到他的身影，经常是一闪，就不见了。

大约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美院旁边的罗家寨看到一个酷似飘儿的身影，我知道那就是他，他走路飞快，还没来得及叫住，他就消失在了黑暗的巷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