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铁站看到第二届天地长篇小说创作奖的征稿广告，心里猜想，不知整天在车站熙来攘往的普罗乘客会以为这是怎么回事。早前市政局搞文学节，在地铁车厢登广告，有朋友便目睹有年轻普罗乘客赠以夹杂“妈妈”声的评语。香港本来就缺乏文学阅读文化，更遑论文学奖或文学竞写文化。

新近出版的台湾作家张启疆的《导盲者》，标榜的就是彼岸那种已然成熟（如非烂熟）的文学比赛文化。《导盲者》可说是一本得奖文学结集，内里收录了张氏近年所获的各大报小说和散文奖大作多篇，堪称获奖文学的示范作。有志于在台湾文学奖中博一席位的，此书具有甚高参考价值。事实上，除张启疆外，台湾还有不少“专业参赛家”或文学奖常客，就像去年猝逝的林耀德，和听闻连学生文学奖也不放过的严歌苓。

大家热烈投入文学竞赛中，本是一个地方的文学活跃性的指标，但文学奖机制的确立，也常常会引来担心或猜疑。无可否认，任何文学奖的评审机制都会存在局限，搞不好固然无助于推动文学创作，搞得好也可能不过是在巩固和维护某些文学价值观。而且，所谓得奖作品总体上并不是没有模式可寻，也不是超然于文学风尚的，更甚的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得奖文学”的类型，有其题材取向、文字风格等内在规律可依循。

但我并不是想在这里顺道鞭挞几下“得奖文学”的功利和僵化，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得奖文学”的典范制作，受过“为得奖而写作”的批评。我反而想反省一下所谓“得奖文学”的形成因素和构成特质，进而了解某特定文学机制的价值取态。而我相信，“得奖文学”并不单单是服从某些既定的取态而写出来的迎合性产物，它们对于此等取态的形成和转移必定也在产生着主动的作用。于是我想到声称除了最保守的一个文学奖之外，几乎全台湾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都拿过的林耀德。他的参赛态度似乎不是争名逐利、迎合评审口味之类浅薄的指控所能轻易钉死的。如果他所言属实，他那以积极参赛来试探和挑战各种文学奖的宽容度和价值界限的动机便饶有意义。参加文学奖不再是单向的企求获赏，而是一种读写、评作、赠获双方互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价值在不断进行有迹可寻、有据可依、有理可辩的推演。

可惜，香港还未有这种有建设性的文学竞写文化，就连文学圈里面，也只常常“骂”声载道（比普罗的“妈妈”声还刺耳）。我们什么时候才愿意以手代口，拿起笔来，真的在创作上较一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