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谈传统的延续、文化的承传，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历史时空。我们却很少问，在一脉相承的历史大叙述之外，有没有分歧或突变的可能。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论述总是回拒甚至害怕非延续性，而急需把一切纳入一个简单的顺延因果系统中，为什么历史不能在偶发的因素底下产生无从预计的转向？

幸好，由王赓武教授所编的《香港史新编》歪打正着地的为我们展示了延续性史观的内在矛盾。由多位作者合写香港史，各人“认头”写自己专长的范畴，当中难免因缺乏协调而导致“史实”上严重的重复。但这个令《香港史新编》读来冗赘（但每一范畴又显得太单薄）的缺憾，却为读者提供了十分具“启发性”的参照。不同的作者在相同的史料／史实上读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当中涉及的不单是一个“意见不同”的问题，而更加是一个历史本体的自我否问。如果相同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论述，“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是否存在？

最严重的矛盾出在延续性史观之上。编者王赓武似乎想暧昧地营造出一个延续与非延续的平衡点，于是他在序中谈到这部由“香港人”自己写出的香港史的时候，强调它是建基于一种“源自中国价值观的、独特的香港意识”。书中的一些专研前殖民或殖民初期历史的作者，也在演练着这种无往而不利的双刃修辞，但潜藏的倾向始终是“源自中国”的延续性思维。在首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启示》中，区家发的立论基点便是完全建筑在“香港六千年来都是中华文化一部分”这个考古学构想之上。从考古资料的解读，作者得出了“香港早在石器时代已是一个颇为兴旺的渔村渔港”的结论，甚至禁不住作出富有修辞效果的赞叹：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一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断有内地的人士前来开发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成为移民拓殖者的天堂。可以认为，香港的繁荣富庶是千百年来的外来拓殖者逐步建立的”。或如：香港数千年来种族和睦相处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正是今天香港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香港可爱之处”。读到这种言辞，难免令人疑惑，这是一种怎样的治史方法。

问题主要还不在诵歌，而是那种对“香港”一词的粗疏挪用。没错，考古学可以“证实”在一八四一年后才称为“香港”（及后扩展至九龙及新界）的这个地域在过去曾经如何富庶和浸沐在文化之中，但这种传统和后来开展的一段以“香港”为意符的历史有什么，甚至是有没有直接承传关系，则是大有可疑的。当中的问题不仅关乎作者的史识或意识形态，而更加关乎史学的本体论：历史发展必然是延续性的吗？还是史学本身一直囿限于一种延续性的认知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