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香港作家”、“香港艺术家”，甚至是“香港人”的身份并不是本质性的、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明白到“香港历史”，甚至是“历史”本身事实上是建构出来的、基于某种立场的关于过去的论述；这些“解构性”的质疑若不把我们带引到虚无的“怎样都行”的模棱两可，或是不断重复的永恒质疑，还能够启发什么更有意义、更有“建构性”的行动？

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往往就在这条边界上面裹足不前。当我们把这个那个说“香港的故事”的立场批判和否定后，我们究竟又能够说出怎样的故事？我们应做的是不是要清除从外面飘来的种子孕生的杂草，拨开零乱交错的枝叶，找出根正苗红的香港故事？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由谁来说、谁有资格说，事实上我们是在争夺“香港制造”的原装正货的标签，而争夺标签很容易又回到本质主义的老路上去，落入自我正统化、自我合理化的窠臼。一种倒行逆施的“大香港主义”，与所谓的“大中原主义”其实同出一辙。拆解了既有的历史大论述，为的并不是代之以另一套历史大论述。

“寻根”这个观念十分值得玩味。有人曾经讥嘲，在香港浅薄的历史中，从来就未曾有过整全的文化，更谈不上往哪里“寻根”（六七十年代？）。的确，在香港“寻根”是近乎没有结果的，在大幅由填海而来的混凝土地上根本寸草不生。但我却以为，免除了“寻根”的需要反而是一项优势。“寻根”的观念暗示了文化身份是既有的、现成的、与生俱来的、早就埋藏在那里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只是把它“寻找”出来，除此之外，我们没能改变什么。在“寻根”的论述底下，每一个个体都是被动的，只能承袭“根”所留传下来的素质，也因而是被制造出来的产物。可是，正如历史是现在对过去的重写，“寻根”事实上也是对“根”的欲望和想象的投射。“寻根”不过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畴中，植下自己将要“寻回”的生命和文化“本源”。

所以，与其以“寻根”为掩护，我们不如反过来争取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把自己由追本溯源的“产物”转移为身份内涵的“生产者”。所谓“香港文化身份”并不是一个已然固定的“既有物”，而是一个供各种力量交互竞逐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我们既被制造、被模塑，但也同时是主动地参与着制造和模塑的过程。在参与之中，我们有可能体现自己的主体性。在香港写作，或更具体一点——香港文学——在当前的意义，并不是性情人格的陶冶，而是在文字媒介中确立主体，摆脱“香港制造”的自我标榜，进行“制造香港”的实践。我们有怎样的文化，有赖于我们怎样去写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