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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至宋元:江湖萌芽时期(8)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作者:于阳


兄弟胎内互殴,大水冲了龙王庙

教门与结义的江湖相互独立起源,历史上也是矛盾重重,各自为己。

张角的太平道属一种早期宗教,只不过相比欧洲基督教会,他所率领三十六方在编制上更像一个军队,而不是民间社会组织。究竟是三十六方的庞大编制诱使他造反,还是先想造反而编制了三十六方,已不得而知。反正公元184年,张角率信众起义了,自称黄巾军,后被汉献帝的军队残酷镇压。历史如此巧合,江湖的两个鼻祖——桃园结义鼻祖和秘密教门鼻祖,即刘关张三兄弟和张角在此大打出手。呜呼哀哉,“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起自家人。更有甚者,《三国演义》故意描写他们仨人就冲着打教匪的决心一拍即合,在桃园正式结拜,然后径直前往战场参加镇压。读者不妨多个心眼,元代作者罗贯中早已是满脑子江湖文化,刻意在《三国演义》开篇《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象征性地以刘关张结义来大战教门鼻祖张角起头,以此开启三国时代百年演义叙述。换言之,罗贯中潜意识里认为三国史就是江湖启蒙史。这当然不是罗贯中有意违背事实,只能解释为迎合元明两代观众的口味而故作杜撰。说明元明时代已经开始社会江湖化启蒙,开始用江湖文化观重新诠释历史。不独作家文人如此,更主要的是评话杂剧小说的读者观众喜欢。

江湖史起源,居然是鼻祖打鼻祖,第一次相遇就兄弟自相残杀,预示江湖子孙们不可回避的内讧。所以后世江湖故事的主旋律离不了火并。内讧和火并是江湖的天性,并往往以“恩仇录”形式讲述和记载。

元明《水浒传》流行,是江湖文化的启蒙标志

《水浒传》讲述的梁山好汉,是结义在后世演变的一座里程碑。但是,《水浒传》标识的年代甚为模糊。论传主,故事发生在北宋,却被史家考据,认定史实不足。故事应是以钟相、杨幺的洞庭湖起义为背景,故事搬到作者施耐庵家乡山东东平湖水域进行艺术加工。再论作者,诞生在元代,其著作并非原创,而是对元代杭州一代流行的水浒评话的汇编。所以说,水浒这座结义里程碑的纪元,上限在北宋,下限在元代,模模糊糊大约200年。这200年在理论上是什么意思呢?寓意了结义作为一种民俗,是一种改良过程,没有一个显著崛起标志,200年仅仅是一个能够被观察到有明显变化的时间。而这个模糊的时间段,被一位作家以一个故事固化了。

有趣的是数字演变,从桃园三结义到一百单八将聚义,这种文学抽象未必是随机的,而是反映了社会的演变,说明从东汉末年的桃园三结义萌芽,经历800年后,到北宋“一百单八聚义”,理念没变,人数增加了,说明游民聚众的交易费用降低了,惯例制度建构更容易了。再宽泛一点说,这不仅是北宋的故事,也是元朝流行的评话小说,计算时间应该再往后延续200年,合计大约千年。也就是说,结义成为千余年不变的江湖理念。在这千年之间,结义作为一种“小传统”并非突然长大的孩子,中间还有青少年的发育。在东汉至元代之间,譬如,宋代汇编的前唐小说《太平广记》里面也有一些结义记载,《卷第一百九十四·豪侠二·僧侠》讲述韦生与盗贼僧人的故事,僧人拥有义弟五六人。说明结义萌芽本是慢慢滋生,逐渐增多,至元代明显开始壮大。明朝以后至今,结拜结义更成为大规模民俗,成为小传统。

秦汉至宋元是江湖萌芽期,其间不断产生秘密教门滋事、流民潮、人口迁移、民间聚众闹事和农民起义,但是最终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长期延续的江湖社会。所有的流窜、暴民、起义、结社,一俟事端结束,临时的游民群体自行解体,各归家园,由正统儒教体制出面收拾局面,继续天下一统。《水浒传》里宋江受“招安”,即象征了这种宿命。宋江“戴罪立功”反替朝廷剿灭方腊起义,暗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心态:任你动乱猖獗,最终还得儒教来收拾。

这一时期,儒教是自信的。作为一种制度,它的交易费用最小,因而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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