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台北，溥儒被奉为国宝，他更荣耀，但是为生存而作画的压力，依然使他生产出许多虽然合格却并无灵感的作品。正如他的堂兄弟们一样，他只能被视为主流传统的守护者而非创造者。清代最后几十年至民国初年，住在北京的文人官吏的绘画，也具有保守的宫廷风格的色彩。张之万以王翚风格画毫无灵感的却也算合格的山水画。1880年代曾官至江西学政，后成为年轻的溥仪的师傅的陈宝琛，与后来成为伪满傀儡政权第一任宰相的福建人郑孝胥，以及民国初年被称为八大家之一的陈衡恪的好友、贵州人、画家和古物收藏家姚华，都是学识渊博的传统主义者。翁同龢，咸丰状元，当了光绪皇帝20多年的师傅，又是1898年百日维新的主要策划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擅长山水、兰竹的画家。与北京宫廷圈子较远，但同样坚定的传统主义者还有李流芳、王原祁的崇拜者姜筠；后移居上海的吴榖祥；以及将150部以上的西方戏剧和文学作品，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以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翻译成中国文言文的林纾（林琴南）。我几乎是随意从上百位业余作画的文人官吏中提到上述名字的。1900年之后，金城（金巩北）发起组织了作为北京的两个主要文人画家社团之一的湖社。金城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是文人画吴派的发祥地。他曾留学英国学习法律，并于1921—1924年间为中日两国轮流主办的中日绘画交流展而访问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北京的许多传统画家都先后成为湖社的成员，尽管一位了解他们的人告诉我，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多。金城追随17世纪最著名的折中主义大师王翚，绰号为“民国王翚”。他虽然是一位有造诣的画家却算不上杰出，但他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组织者以及一位富有的赞助人。他出版了多年《湖社月刊》，后来该刊由他的对手周肇祥接管。所有这些人都自称是业余画家，而其中许多人却不得不用画笔谋生。例如，湖社成员、湖南人陈少梅就在《湖社月刊》上刊登广告，列出润格，在山水、竹石、花卉等方面他颇为擅长。胡佩衡甚至开设了一所函授学校，根据著名的《芥子园画谱》所介绍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教授山水画。

北京的一些知名画家

衡恪（陈师曾）是20年代北京的国画家之一，若将其算作保守派画家，他尚欠资格。]他的父亲是一位祖籍江西的著名诗人。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南通任职。1906年南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几乎可以肯定，这得益于陈衡恪的提倡。1911年革命后，他作为教育部的监察员定居北京，并在北京艺术学院和高等师范学校授课。1919年他组织了中国画学研究会，首先倡导宋元大师的风格，得到了金城、萧愻以及其他人的响应。在日本时，陈衡恪观摩了清初个性画家朱耷和石涛的原作。朱耷、石涛的作品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完全不被重视。这个偶然的发现，启发他鼓励年轻人突破清院体画的束缚，发展自己的风格。1917年，年纪尚轻且不大知名的齐白石定居北京后，也正是到陈衡恪那里寻求指点和鼓励。尽管陈在日本学习过西画，但是除了人物画中有西画影响的痕迹外，他的画完全是中国式的—随机的、自由的和生机勃勃的（图1.2）。他不仅是画家，还是诗人、篆刻家以及好几部中国绘画史专著的作者。他一直是北京艺术圈子中的良师益友，直到1924年他英年早逝。萧愻是受陈衡恪尊重的画家之一。萧祖籍安徽，曾是他的老师姜筠的代笔人，致力于研习弘仁、萧云从、龚贤和查士标的南方传统，同时也受17世纪个性画家道济和梅清的影响。30年代他任教于北平艺专，并以他山水中浓黑的墨色（彩图2）和干笔技巧受人关注，尽管他也偶尔使用具有海派风格的浓烈的色彩作画。王云（王梦白）是一位忙碌的教员。起初他是个上海商人，移居北平之前，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跟吴昌硕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