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以来，东南部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区。上海曾经是滩涂上比一个村庄大不了多少的地方,到19世纪末已变成了一座诱人的城市,吸引着旧的繁荣中心如杭州、扬州、苏州等地的财富和艺术赞助人前来上海。1850年代中期，太平天国占领扬州，1860年杭州和苏州被劫掠，而1862年上海虽两次被攻打，却没有陷落，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被打败时为止。十年之中，富人、穷人和难民纷纷涌入上海。在此过程中，上海不仅从物质财富上,而且在私人艺术收藏和艺术赞助人的热情方面,都日益变成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文学和艺术社团繁荣起来，新富们和中下等贵族，用文人的和官吏阶层的文化将自己装扮起来。一个强有力的画派，被称作“上海画派”或“海上画派”，甚或“海派”，在19世纪之前即已打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正如一个世纪前的扬州，艺术家们既要竭力满足艺术赞助人的需要，又要教育他们，后者对“四王”的院体画毫无鉴赏力，需要的是赏心悦目的、直白的和容易理解的作品—人物题材、翎毛、走兽，特别是花卉，而不是竹石或山水。张熊（1803—1886）是上海老资格的花卉画家。他的画色彩典雅，风格自由舒展，显示了清初大师恽寿平的影响。这种画风传授给了他的最著名的学生任颐（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笔名任伯年）。任颐早年跟随父亲学习画肖像画，后来到一个扇面画店学徒，在那里因仿造任熊（任渭长，1823—1857）的画而引起任熊的注意。有几年，任伯年曾协助任熊（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在苏州为书籍做木版插图，之后又返回了上海。到任伯年于1895年去世时，他大概已成为上海艺术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他的风格——不止一种风格——那么准确地适合于上海人的口味。[10]他几乎没有画过纯粹的山水画，他缺乏山水画所要求的文人学养背景。他的早期作品绝大多数是人物，那些人物很容易借助历史和传奇辨认出来，例如，打鬼的钟馗，被匈奴俘获又被流放到遥远的北方牧羊的汉朝忠诚使节苏武。他最受欢迎的肖像画之一是为他的朋友、后来的学生吴昌硕所作的肖像。吴脱光上身坐在一株枯萎的芭蕉树下，眼睛半闭着，上海夏日的炎热使他难耐，以致无法阅读身边长凳上的书籍（图1.6）。这种幽默的略显不雅的写实主义相当经常地出现在上海画派的肖像画中。在任伯年的作品中很难察觉到西方的影响，但是在任熊那幅光着头，两腿分立，目光直视观众，像一位挑战的年轻武士的自画像中，却强烈得多地表现出西方影响。这件在上海画派的肖像画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暗示，如果任熊长寿，他可能使才华横溢的任伯年略逊风骚。虚谷是任伯年众多朋友中的一位。他祖籍安徽，以出家为僧而脱离太平天国运动（或脱离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关于他站在哪一边，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后来到上海成为职业画家，擅长画蔬果虫鱼。他的风格的独到之处，在于将透明的色彩渲染与侧锋和中锋的笔墨结合起来。他崇敬石涛，也偶尔以自己的风格画山水。尽管他的山水画缺乏石涛山水深远和宽阔的意境，而且常常仅仅是装饰性的。但是虚谷风格的奇异，足以使20世纪的一批艺术家成为他的仰慕者，其中包括著名的齐白石和张大千。所有上述提到的以及许多没有提到的上海画家，都在19世纪结束之前去世了。但是他们对于20世纪艺术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上海人欲横流的漩涡中，他们使传统绘画再一次充满活力，并且赋予它们时代和地域的特征。上海画家的山水作品经常比不上人物和花卉翎毛之类作品那么具有视觉吸引力，或许因为山水画仍然是文人的艺术，它不能容忍明显的设计意味和强烈的色彩。整体上说，上海山水画家满足于追随元四家和王翚的稳健步伐。然而也有例外，蒲华的泼墨山水和竹，表现出朱耷和李觯的影响，而任伯年的朋友胡公寿的某些山水画中，流露着显示上海生机活力的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