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共和国末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外扩张，一个青年自由农民一当兵就十年二十年，长期驻扎海外，田园荒芜，说不定还要葬身异域；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流血的残酷斗争；社会上的种种残暴、腐败和罪恶，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屋大维固然带来了和平，雅努斯的庙门也关闭了，作为一个思考的诗人，维吉尔不禁要问这种和平能持久么？屋大维这样的统治者，冷酷残忍，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能信得过么？

这种忧虑与怀疑情绪在当时哲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被压制下去了。维吉尔敢于在他的史诗里反映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和特异的地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为他这种情绪找哲学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和深刻成熟的思考就是问题的答案。

但是怀疑和担心是一种消极态度，怎样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呢？他鼓吹仁爱，但是仁爱是不存在的，史诗里已多处证明了。维吉尔就只有相信命运。命运的观念贯穿整部史诗，一切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都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一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有时明知这力量是什么，但自己也无法改变现状。维吉尔把它归为命运，这也是古代人共有的信仰。在史诗卷二（399—401）叙述特洛亚陷落时，希腊人有时表现得很怯懦：“有的往船上奔跑，想逃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去，躲藏到他们熟悉的窠里。”尽管如此，“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325—327）。命运是无情的。普利阿姆斯被皮鲁斯杀死后，诗人写道：“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命运结束了；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554）一个好端端的特洛亚，一个子孙满堂的老人，就这样覆灭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值得怜悯同情，甚至产生绝望：“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2.354）即使在写田园生活的诗里，命运也时隐时显。《农事诗》卷四写养蜂，开头就说养蜂的事虽微不足道，但很光荣，“如果神灵不作对，阿婆罗倾听祈求的话。”特洛亚族和拉丁族的混合也是命运注定的。屋大维的外甥和继承人玛尔凯鲁斯早死，也是由于“命运的不公正”（6.869）。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得不到解释时就被说成是命运，把这种认识变为信仰，变为观察世界的工具。不仅人要听从命运，连神也受它支配。命运独立于神，超出神之上。卷十开始时，在天上辩论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争执时，尤比特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一切让命运决定。（但尤比特既是主神，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意志和命运的决定常是一致的。）

相信神，相信命运，对维吉尔来说，就是希望未来的命运好一些；作为一个个人，他只能努力向上、向善，其余都听诸命运，上天会结束灾难的，正如埃涅阿斯安慰和他一起流亡的人时所说的：“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1.199）。

维吉尔的作品，除了《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外，还有八首诗，据传是他所作，但学者们都一致否认。有些是别的诗人受他启发而写的，有的可能是奥维德写的，都被后世编纂者附会而错编进维吉尔诗集。不管怎样，有些诗却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或当时人认为是维吉尔的情绪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诗都作为附录收在维吉尔全集里，一般不为人所知或重视，但情趣与维吉尔相近，可资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