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彻底占领沈阳，继而侵占东北的多处地方。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在沈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前已完成出版，未及刊登凌晨在东北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一天出的《中央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刊登的报道，却称日军借口中村事件而发动的“武力侵略”已迫在眉睫了（此报道之中甚至已说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这样的“预警”，明显足以让第二天（9月20日）又从《中央日报》看到日军在东北动手的新闻的读者们，至少不会觉得那么惊讶和突兀。

1931年9月19日出版的《中央日报》上刊登的有关通讯，标题是《日人心中之中村事件》（副标题则是“竟欲藉口对满蒙积极侵略，帝国主义武力梦始终不醒”）。此篇通讯开头就是这样的一段话：

日本对于中村事件之故意张大做严厉之反宣传，以蔽天下人耳目，且藉此机会儆田中奏折，强占满蒙各种情形，业志前讯。今则益炽，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报道的结尾又写道：“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已将报复手段具体案制定……盖其内容不过暴力侵略与压迫也。”

这样的预警报道，其实从1931年8月16日起已连贯发出。

8月16日那一天《中央日报》的画报副刊《中央画刊》（107期）的封面是这样的：

1-7 8月16日那一天《中央日报》的画报副刊《中央画刊》（107期）的封面

封面下方有这句话“醉生梦死的人们，难道要等到那恶兽咬到你们头上才知道痛苦吗?”透过这句话，今天的人们分明可以觉察到，当年可以把《中央日报》当做喉舌的“某些”人，在获取到日军的情报时，胸中有一种难言的焦灼：

他们已知道了日军的侵略行动实际上正步步逼近，而不知情的国人大多仍是浑然不觉。

1931年8月16日的“预警”，甚至比日方8月17日公开发布带有恫吓性质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还早了一天！

从起，《中央日报》连贯刊发着各种关注东北的“警示”报道，而国内任何一家别的报纸都没有类似的连贯举动。这样的连贯预警，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独家”实施的。

到了9月17日，《中央日报》刊载了《呜呼！日人所谓七字胜诀》（副标题：“帝国主义者始终不忘武力，欲藉中村事件为出兵口实，飞机翱翔全国散步仇华传单”），又一次明确指出了日军“欲藉中村事件为出兵口实”。9月18日的当天还有一篇警惕日本在东北动作的报道，是《大可注意之日人侵略东省警权》。一直到1931年9月19日，含蓄“预警”了日军准备充分的军事行动“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日报》的“预警”到此结束，从第二天起和全国别的报纸一样，报道的都只能是日军实际已展开的军事行动了。

于是，从这些当年报纸上留下的证据，可初步判定出这样一个史实：

授意其喉舌连贯发出“预警”的国民党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若干天，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情况——

“意欲实行武力侵略”的日军，在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和为中村事件的“报复手段”，“有一触即发之势”。

那么，既然是已经预见到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为什么九一八事变还是会以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而告终呢?这就得了解“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了。

背景介绍

中村大尉事件

1-8 1-9 中村震太郎的照片、中村震太郎和助手井杉延太郎的合影

1931年5月下旬，有“搜集对苏主决战方面及安屯垦区的作战资料的秘密使命”的日本“参谋本部部员陆军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悄然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他和助手井杉延太郎等为了“调查帝国陆军纵断兴安岭时宿营、给养、供水以及行动的难易等情况，以编写军事要地志”，侵入了东北兴安屯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