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访，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蒋介石到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才有了方针，孔祥熙又如何会使用“早有”这个词呢?

况且，这一段时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养病，他可没有参与南京方面的讨论。

可见，国民党决策层的喉舌透露出已经掌握日军的“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国民党决策层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同时“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与孔祥熙说法呼应的另一个证据是，1931年9月26日，张学良发布了《对东北陆海军全体对日不抵抗之训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义，乃欲诉诸国际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胜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张公理，且不欲荼毒生灵之微衷也。然彼虽百端挑战，我皆不予其口实。”

“欲诉诸国际公裁”无疑即下文中“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和孔祥熙的说法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现在第一步与其讲理。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谁是谁非，想世界各国必有公理，当然不至无是非……”

那么“欲诉诸国际公裁（而）采取不抵抗主义”明显就是之前已有的政策。

实际上，这样早先已制定的政策方针，在已披露的事变前电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７﹐１２（五，二七）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７﹐１３（五，二八）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如果以这个指示为分界线，细细琢磨当时的各种史料，可以清晰看得出，1931年的那一个夏天，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有一个明确脉络的。

张学良一直认为东北军无力独立与日本开战，且为此觉得深深焦灼。张学良曾提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于是，他也一直寄希望于汇集中国各方的“武力”一起保卫东北的国土。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有张学良大约在1931年8月份给蒋介石的两个请示电（日本特务机关当时在中国获取的密电）：

“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在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的背景下、张学良做出了“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东北之安全”的判断，他需向蒋介石表达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

张学良跟蒋介石说了他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同时痛陈“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他期望对日本采取何种态度呢?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一度考虑的甚至已经是“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