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已披露的史料看，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和日军将领确实没有短期夺取东北的计划，甚至没有支持关东军发动大规模挑衅行动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的中佐桥本欣五郎，曾回忆到一段鲜为人知的情况。《桥本大佐手记》记载：

满洲事变突然爆发前的四五天，在满洲正计划着重大事件的消息暴露了。其经过如下：黑龙会的某壮士到外务省说，从满洲回来的头山满（注：日本黑龙会创办人）扬言，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搞个重大事变，所以，板垣用钱很阔绰。于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当时还得势)到陆军省来询问。由此，事件就暴露了(事实上，还不是真相)。于是，陆军三长官立刻在参谋本部开会，决定派建川少将到当地去，想防患于未然。

“日本的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是所谓的中央三长官，地位相等，都是大元帅（天皇）的幕僚，也都有帷幄上奏权”。 陆军的这三个长官召开的会议，其权威性毋庸置疑。正是这“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后一起决定，派8月份刚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到东北向关东军转达军部的意见，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挑衅事件。有如此权威的“三长官”决议，使得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的任何图谋，都成为完全得不到上级支持的行动。

建川美次出发的同时，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的电文发到了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手上。他们本来是9月28日晚发动军事行动的，载入史册的惊天事变，本来应是“九二八事变”。在陆军“三长官”一致决议“防患于未然”的情况下，事变的直接策划人慌忙讨论下一步“是否断然实行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的日军直接策划人之一花谷正，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记录：

（9月）15日晚，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对策……参会的坂垣、石原、我、今田（今田新太郎大尉，是1931年4月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理，他担任爆破铁路工作）之外，还有来自执行部队的川岛、小野两个大尉，小岛、名色两个少佐等……

围绕是否断然实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我的主张是：不知建川带来了什么样的命令?如果带来了天皇的命令，我们就成了叛臣。即使那样，是否还有断然实行的勇气?不管怎样，等待建川会面后再作决定怎样?

但今田却慷慨激昂地说：这次计划已暴露到各处，在与建川会面、气势还未消之前，务必要断然实行。大家争论不休，最后以划拳决定接受我的意见。

可是第二天，今田到我的住处说：“无论如何也要在建川到来之前行动。”

这样，一次完全“下克上”的军事行动，以不可遏制之势开始了急速实施。就在历史被改写前，尽管国民党决策层也已判定日军有军事行动，可是无法知道“下克上”的这批日军佐官们的用意。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都不会预见到日军在东北会突然以这样规模动手，发动旨在占领东北的事变。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结局渐渐接近了。

1-12 1-13 1-14 1-15 1-16 “九一八”事变里，日军在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司令部上升旗；日本《满洲事变特辑》封面上被占领的沈阳北大营；日军眺望被占领的沈阳北大营，硝烟仍未散尽；经历了“九一八”之夜，沈阳北大营的墙壁上留下了累累弹痕；沈阳北大营的部分建筑遭日军摧毁，这是其断垣残壁

从上述事件背景来看，事变在9月18日深夜猝然发生，本质上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被建川美次制止。但是由于这个日期之前，“中村事件”交涉的局势恰恰也变得紧张起来，于是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一度被认为是关东军就“中村事件”而进行的武力挑衅和摊牌。即使是关东军的军人也有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