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他们结了婚。

虽然婚戒在手，但爸爸并没有扮演丈夫的角色。他住在尼尔达的房子里，分享她的床，不付租金，吃她的饭，电视中断时就和米拉格罗斯说话，在地下室安装了他的举重床。他恢复了健康，喜欢向尼尔达展示他的二头肌和三头肌，胳膊一拧，它们便形成了清晰的肉结。他现在买中号衬衫，他能撑得起来。

他在她家附近打着两份工。第一份是在一个散热器店做电焊工，主要是堵洞眼。另外一份是在一个中国餐馆做厨师。餐馆老板是群古巴华人。他们黑米饭做得比猪扒饭好，在午饭到晚饭中间的安静时段，喜欢和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帮工一起坐在一个大油桶顶上玩多米诺牌。一天，在算总分时，爸爸告诉这些人他在多米尼加还有个家。

那个因为太瘦被大家叫成“针”的主厨听到很义愤。你不能这样忘掉你的家人。难道不是他们出力把你送到这儿来的吗？

我没忘记他们，爸爸辩解地说。眼下我要去接他们来不是很好的时机。你应当看看我的账单。

什么账单？

爸爸想了想。电费。那个很贵。我家有八十八个灯泡。

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很大的一幢老房子，需要点很多灯泡。你知道的。

别胡扯。没人家里有那么多灯泡。

你最好少说话专心打牌，要不我就要赢光你的钱了。

这些训斥肯定没有触动他的良心，因为那一年他没有寄钱回家。

尼尔达从另一路通向加勒比的朋友那里知道了爸爸的另一个家。这是不可避免的。她很难过，爸爸少不得来上几通精彩表演，让她相信，他已经不再关心我们了。他很幸运，因为妈妈通过同一路移民朋友找到爸爸在北方的准确位置时，他告诉她把信寄到他工作的餐馆而不是尼尔达家。

和他们周围大多数移民一样，尼尔达一般都在上班。夫妇俩主要是在晚上见面。尼尔达不只要打理她的饭馆，供应大受欢迎、十分丰盛的肉蔬浓汤和冰鳄梨条，还在顾客中间推广她的缝补业务。要是哪个男人的工作服撕裂了，或是裤脚浸到机油里，她让他们带过来，她会帮他们整治好，很便宜。她有副大嗓门，能把全饭馆的吸引力都吸引到一件小破衣服上来，没有什么人在同伴的集体注视下，能抗拒她的。她用一个垃圾袋把衣服带回家，一个晚上都坐在那里一边缝纫一边听收音机，只是在给拉蒙拿啤酒或是帮他换频道的时候才起身。当她要从出纳那里拿钱回家时，藏钱的技巧可谓匪夷所思。她只把硬币装在钱包里，每趟都会变换地方。通常她会把二十元的纸币放进胸罩里，好像每个杯罩都是一个鸟窝一样。不过爸爸总是惊

讶于她别的藏匿手段。在一整天疯狂地忙于压蕉泥，招待工人之后，她把总数将近九百元的二十元和五十元的票子封进一个三明治袋子里，又用力把袋子塞进一个马耳他酒瓶中。她往瓶子里塞根吸管，回家的路上吸着。和爸爸在一起时她从未掉过一分钱。要是她还不太累，就喜欢让他猜她把钱藏哪里了，每猜错一下，他就脱掉她一件衣服，直到秘藏处被找到。

爸爸那时最好的朋友，尼尔达的邻居，叫豪尔赫·卡雷塔斯·卢戈内斯，街区上的人都叫他禾禾。禾禾是个五英尺高的波多黎各人，浅色皮肤上印着一些小痣，蓝色眼睛是海纹石的蓝。他头戴一顶散边草帽，角度一如过去的风格，手拿一支钢笔，衬衫口袋里装着所有当地彩票，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一个劲头十足的人。禾禾拥有两辆热狗车，还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相当红火的杂货店。那地方本来很破旧，木头朽烂、屋瓦开裂，但他和他两个兄弟一道，把里面的破烂拖了出来，在冬天四个月里把它重修了一下，与此同时，还为当地一个老板开车，做翻译和写信。把手纸、肥皂和尿片卖双倍价钱来偿还高利贷鲨鱼的年头已经过去了。沿墙一溜冰柜全是新的，鲜绿色的彩票机、每排短货架顶头的旋转货架也都是新的。他很蔑视有些店主，他们店里面总盘桓着一群寄生虫，讨论着木薯的味道和上一次分红。虽然这片区域很乱（但还没糟过他在圣胡安的旧街区，在那里他目睹过最好的朋友在持刀打斗中失去手指），但禾

禾无需给商店装栅栏。当地的小孩从不惹他，却总是恐吓街那头一家巴基斯坦人。那家人开一间亚洲杂货店，看上去像个囚笼，窗户背后布着铁丝网，门上加固了钢条。

禾禾和爸爸常常在当地酒吧见面。爸爸是那个懂得适时放声大笑的人，他笑起来时，周围人都会跟着笑。他总是在读报，有时是书，似乎知道很多。禾禾把爸爸看做是另一个兄弟，一个有着不走运的过去，需要点引导的人。禾禾已经帮助他的两个手足立了业，他们正通往自己开店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