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衣服是怎么回事？她有一晚问。

是那该死的洗衣工，他说。那笨蛋总是弄丢我的东西。我哪天有假得去找他理论一下。

你要我去吗？

我能处理，那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

第二天早晨她撞见他往午餐桶里塞进去两件衬衫。我送这些去洗，他解释说。

我来洗吧。

你太忙了，这样简单。

他说得不是很圆转。

他们只在有事的时候才说话。

几年后，尼尔达和我会说起来，在他离开我们之后，在她

的孩子搬出家门之后。米拉格罗斯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照片布满桌子和墙壁。尼尔达的儿子在肯尼迪机场装运行李。我拿起他和女朋友一起的照片。我们毕竟是兄弟，虽然他的脸更尊重对称法则。

我们坐在厨房里，还是那所房子，听到一个被拍到楼与楼之间宽阔的通道上去的橡皮球偶尔的弹击声。妈妈给了我她的地址（替我问候那女人，她说），我转了三次地铁才找到她，巴掌上写着她的地址，走过了几个街区。

我是拉蒙的儿子，我说。

孩子，我知道你是谁。

她冲了奶蜜咖啡，递给我一包戈雅饼干。不，谢谢，我说，不再想问她问题，也不想坐在这里。愤怒又回到了心中。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看见油地毡破旧而肮脏。她的头发很短，贴着她的小脑袋剪的。我们坐着喝着咖啡，终于说起话来。两个陌生人一起重温了那次事件——一次旋风，一次流星，一次战争——我们都看见了它，从遥远和不同的角度。

他是早上离开的，她安静地说。我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因为他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只是轻轻抚弄我的头发。我那时头发还很长。我是个五旬节教徒。他平时不恋床，总是醒来就去冲澡，穿衣，然后走掉。他就是那么精力充沛。但那天他起来后却站在小拉蒙面前。你没事吧？我问，他说他很好。我

不想为这个和他打架，只是躺回去接着睡觉。我现在还会想我做的那个梦。我梦到我还小，那天是我生日，我正在吃一碟鹌鹑蛋，那些全是给我一个人的。真的好傻的一个梦。醒来我看到他剩下的东西也不见了。

她缓慢地扳动指关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停止伤心。我那时才知道你妈妈的感受。你应该告诉她这个。

我们一直说到天黑，然后我站起身。外面当地的孩子结成小分队，在街灯散发的明亮云团之中大步穿行。她提议我去她的餐馆，但我走到那里时，透过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看见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我已经熟悉的那些人的翻版。我决定回家。

十二月。他十二月离开的。公司给了他两星期的假，尼尔达一无所知。他在厨房喝掉一杯黑咖啡，洗净杯子放到碗篮里晾干。我怀疑他有没有哭，甚或焦虑。他点了一根烟，把火柴抛到厨房桌上，向外走去，进到刺骨的风中，风从南边吹来，寒冷而悠长。他没理会那些在街上逡巡的空出租车队伍，走到了亚特兰大街上。那里那时家具和古董店没现在多。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到一小时就解决了一包。他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个纸箱，因为知道出了国这玩意儿有多贵。

邦德街的第一个地铁站本可以将他带到机场。我乐于想像他赶上了第一班车，而不是先去了楚伊托那里，才飞往南方去接我们，虽然后者更有可能是实际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