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宣道式写作往往并肩战斗、相辅相成的是滥情式写作。这种写作者常常让自己与读者陷入一种感动的状态，希望感受所谓的“灵魂的荡涤”。他们习惯列举一些惨痛的场景，希望读者因此而感受到写作者悲悯的情怀。但是，他们或许忘记了这一点，真正的悲悯常常是带着笑容出现的。当写作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种抒情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

除了苦难式的滥情，我们最常遭遇的还有小资产阶式的滥情。这些因生活过于安逸而渴望感动的家伙们，人为地制造了那么多符号。当他们遭遇到这些符号时，他们强行让自己陷入某种渴望让外人看到的情绪当中，就像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人头攒动的罗大佑演唱会。这种抒情和前者一样，因为过于强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贬值。

在刻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回到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谈一谈对《书城》的感受。我喜欢这本杂志，是因为它最接近于第三条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长的家伙们将这本杂志视作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来源。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比一般杂志更宽阔的文化、艺术视野，也比较喜欢它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它成了生活于90年代末的中国青年的一本重要启蒙性杂志。我的写作风格也伴随着这本杂志的成长而变化。

今天，这本杂志终于完成目前这种形态上的使命。我为很多即将来到的孩子惋惜，因为他们可能错过了一些美妙的东西。但我更希望，这本杂志的转型能够为那些正在招惹滥情的小资读者们提供某种警示。因为，今天的《书城》正在缓慢地滑向一个温柔但危险的陷阱。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它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随意的文字与浅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经有些抵挡不住柔软的诱惑，它最初的智性正在被情感淹没，它很可能变成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种自怨自艾的情感。

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并将这条道路的开辟寄望于中国日渐成熟的媒体。当中国最终出现了《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纽约客》这样的媒体时，我会觉得此时的中国人的写作才最终具有明确的意义与希望。当然，那时我们会回忆起年轻时阅读过的《书城》，是它为我们展开了最初的心智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