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在一篇谈及西南联大的文章中，引述过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的一段回忆。王浩把那段时间称作“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因为“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纪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的品格和常识不同，相互间也会有不快……做人与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老师的错误，教师却因此对这个学生更加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

二

在这些老大的故事中，师生之间的奇妙而亲切的关系除了让人感动，更让人感慨。清华校长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暗藏的意思是，除了大师的学术影响了大学的研究水平，其个人魅力更给大学带来可能更加重要的无形气质，他们决定了一个学校的学风。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学发展的历史之中，就会发现怀特海所谓的“联合青年人与老年人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有着多么持久辉煌的传统。

最初的大学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时，它是仿照手工艺人协会“基尔特”（gilds）的方式组成的老师与学生的团体，它的目的是相互帮助与保护。而世界第一所大学波隆那大学的诞生除了与波隆那在欧洲的卓越地位有关，还与一位叫欧内乌斯的伟大法学教师的出现有关。欧内乌斯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法学家，同时他更是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魅力四射的才华横溢者，他的讲课对学生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吸引力，也因此波隆那大学是以法学而著称。

如果把时间再上推1000年，我们会发现这种精神源于苏格拉底。这个喜欢在希腊城到处闲逛的穿长袍的老年人，是希腊那些好学的青年的精神导师。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我们看到这个学识渊博同时又保持着孩子般透明心灵的老人，是如何被青年爱戴。结果，他被宣判死刑的原因包括“毒害青少年”。

当柏林的现代大学建立后，科学研究被提到了至少与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科研的位置高于教学。尽管，洪堡对于教师科研能力的要求甚至高于教学，但是这不意味着大学教师就应该丧失掉那种对学生的影响力。在柏林大学，尽管有些出色的科研教授不善于讲课，但是他们本身对于科学的探索精神对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热忱与感召力是不一定通过漂亮的言语表达的，它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柏林大学的史学巨擘兰克正是这样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后来的史学家基则布勒喜在老师去世后写道：“他把我们这些最亲近的弟子召到自己家中，聚集在他的身旁，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近观察这位不断创新的思想家的工作房。他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教养、迅速抓住要点的本领和批判的天才，引起我们对他的敬佩。当他成功地揭穿一个虚假的传说时，或者以按照实际情况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时，他常常会欣然大笑。正当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于各个较大的学术团体时，我和他结成了亲密的相识，并觉得自己紧紧被他吸引。当时他正处在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他的一举一动充满着活力与热忱。”

三

怀特海认为，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两种作用，大学在15世纪谷腾堡发明印刷术后，就可以关门了——新技术提供了学习的手段。因此，“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成为大学延续的关键因素。而事实上，使知识广泛传播的印刷术出现后，大学反而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