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一百年左右，一个法利赛人创作了一部传统叫做《禧年书》 的作品。这个作品很冗长糟糕，名字也华而不实，人们又称它《小创世记》。这种叫法很奇怪，因为它在篇幅上要比《创世记》长得多，并且还覆盖了《出埃及记》。我并不喜欢阅读《禧年书》，但它却吸引着我，不是因为它所包括的内容，而是由于它所排斥的一切。出于一种奇怪的预期考虑，《禧年书》略去了希伯来圣经中《创世记》与《出埃及记》里的几乎所有内容。现代研究发现，这些内容的所有权属于所谓的耶和华文献作者，或J作者。 我们就简单地称之为J，我们要思考的是，J何以实际上要被那个法利赛人在重述过程中驱逐出去。

在现代许多圣经学者看来，J并非确有其人，他是威尔豪森学派及后人的虚构。J包括了许多文士，这些人拒绝承认隐喻，哪怕它就在眼前。由于巴黎人的偏好，如今讨论作者的身份问题未免有些老派，但就像超短裙一样，作者问题总会卷土重来。我不准备就这方面的理论进行争辩，因为我相信文学属于推断或奇观的一部分，任何假设于我都足够好。正如理查德?罗蒂庄严地提醒我们的那样，美国批评乃是实用主义的结果。比之于他的伟大对手，那个假设中的荷马来，这位最初的J作者更为古老。他独具一格且影响深远，从多方面决定了所有的人——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及现世主义者。J讲述故事，荷马亦然，我们无法判断他俩在叙事实力方面的高下优劣。我们只能说，《创世记》与《出埃及记》、《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奠定了文学的力量或崇高，以后我们就用这种衡量标准去估价但丁和乔叟、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

没有两个强力作家像J与荷马那样迥然有别。写下这句话后，我得想到托尔斯泰，他宣称有意与二者相似。但托尔斯泰与他俩的相似点是各各不同的。《战争与和平》、甚至《哈吉穆拉特》（晚年的托尔斯泰重返他青年时期的疆场时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托尔斯泰像荷马那样去描绘战斗中的人，时而单枪匹马，时而军团交锋，但他的笔下没有荷马的那些天神，也没有人神之间的争吵。这两部作品与耶和华文献叙事暗合的地方是，世界是由耶和华统治的，终极的信心是可能的，但托尔斯泰的作品没有J那种与众不同的极端反讽，在卡夫卡的某些创作阶段我也发现了这种反讽。J的反讽既非源于期待与实现之间的反差或鸿沟，也非言此而意彼，它是一种希伯来崇高的反讽，在这种反讽中，那些绝对不相称的现实相互抵触，无法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