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明

昨晚，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访问学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讲座，批判当今的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师、家长、学校对学生的期许霸占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语就是：“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2011年12月22日《武汉晚报》）

应该说，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论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死要面子”，才让原本是多彩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进了功利主义的怪圈，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对于踉跄而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来说，除了这个“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脸”现象更值得重视。

现象一：为了脸面使劲折腾，结果却丢了脸面。总是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是担心别人说改革的力度不够大，于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折腾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形式主义。在这期间，基层的教育工作在从声名远播的“洋思经验”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从蔡林森的高效课堂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教学”，从“特色课堂”到“五分钟课堂”，从“分槽喂养”到小组合作学习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学习与借鉴中，陷入了“丢了鞋子找不着路子”的困窘与尴尬。而当我们深入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去看时，却发现教师还是那些教师，学生还是那些学生，课堂还是那个课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师越来越不像教师，学生越来越不像学生，课堂也越来越不像课堂了。

现象二：打着学术的旗号搞诈骗，没钱难道就不是好教师？教育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本无关科研。可某些地方却偏偏出台了诸多规定，比如评高级教师或者教授等必须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者成果。于是教师们胡乱拼凑、抄袭摘录，各学术刊物也趁火打劫，规定可以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发表人必须出版面费，金额从四百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论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创，只要有关系加有钱，就可以照登不误。而到了职称评审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够条件”教师，又遭遇“必须得有淘汰”的评审规则。既然谁有关系、谁送礼就让谁过关，谁无人无钱就被刷掉，那么不跑不送岂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现象三：掩人耳目玩“猫腻”，教师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一边是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补课”热火朝天，而且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让学生、家长签字证明自己是自愿的；明明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预订的教辅资料，到头来学生不得不说是自己在大街或书店里买的。而到学校评价教师时，学生又被打了招呼：“测评的时候给老师打分高点啊！”为了评个班长，家长有时候要出点血本；中考或高考时，老师更是“关爱”有加，不是积极传授作弊的诀窍，就是动用所有关系争取指标；学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捞得了一个大学生的名分，却苦于工作无着落不得不浪荡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