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不只是一种人道价值，而且更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价值，哲学家卢梭把“同情”与“自由”并列为人性的两大特征，也将这两个特征确立为共和政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同情使得我们从心底里把他人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类伙伴，我们可以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怀有怜悯之心，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流泪，觉得愤愤不平，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没有这样的价值，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政治或社会群体。在人与人相互冷漠、戒备、怀疑，甚至互相加害、充满敌意的群体中，普遍的道德沦落和政治腐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美国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说：“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类的存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每一种价值死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义也就跟随着消亡。”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群体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没有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不同的机遇而诞生出来，只要是好的价值，只要能提升群体存在的意义，来自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每一种好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尊严、人权，都能使群体存在获得新的积极意义。与此相反，如果人们漫不经心地拒绝或让一些价值死去，他们的群体存在便会因此失去一部分宝贵的意义。一个民族，当对自身的价值不明确的时候，由于不能辨别什么是能提升共同存在意义的价值，所以会变得特别排外，格外恐惧外来的影响。美国民众似乎并不害怕外来的价值入侵，欺骗性的宣传不能动摇他们的“同情”和“自由”价值，防御外来价值入侵也就自然成为是多余的了。

具有正义和公正意义的价值，它们的意义不在于来自国界的哪一边。国界不能阻止这些价值的越界，相反，这些价值却能使国界不再成为一种有效的界限阻碍。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价值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深思熟虑来自由选择的，价值不是命运或机遇的安排。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群体有着太重要的教育和生活指导意义，因此，不能把价值当成一件只能听由像国界或习惯这类自然或偶然因素来决定的事情。国界或习惯的限制往往被夸大和僵化为所谓的“国情”，正义和公正的价值如果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这些价值。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优良的公民共同体时说过：“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一起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该谋求优良的生活。”没有优良的价值，一个国家疆界内的人民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却无法拥有好的共同生活。这样的生活就算再具有某国的特色，也还是不能成为一种优秀的生活。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