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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3 22:46:20 | 浏览 268338 次 | 评论 160 条

一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越发依赖，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六年六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当初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他现在仍然还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同学正色跟我说：“你错了，这件事情中，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似乎印证了同学的话。柴会超投案不仅得罪了学校，也未能取得家属的理解。相反，死者家属此后更加强势，在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威胁要杀死柴会超的辩护律师。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我还记得那天动员柴会超投案时，他很是犹豫，说那样做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我。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解脱了”。弟媳知道不妙，马上电话追过来，厉声说你若说了实话，“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