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集合过程中，我晕倒了。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我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在集中营医院，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一天，我觉得身体好了点，治疗便开始了。他们先在我身上打了几针，接着，把我送到一间闷热的房子，再送到冰室，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人采我的血液样本。又一天，他们先让我胡吃海吃一通，第二天却不让我吃东西，也不准喝水，我几近晕厥。他们还往我胃里塞管子，将里面的食物全部掏空……一个又一个的折磨接踵而至，最后，他们从我的脊椎中抽取一管脊髓样本，然后把我的双手拷在一辆装满沙子的小推车上，这样我不得不跟着小推车不停地转圈，每过一刻钟，他们就给我抽一次血。我就这样转了一整天，脑袋发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受头痛的折磨。

而和很多囚犯相比，我还算幸运。一天，他们觉得我被折磨得差不多了，便把我送回集中营。一个党卫军告诉我，我不能再拆弹，之前拆除的炸弹也不能为我减刑。

我到采沙场做苦工。

不知为何，他们又让我回去拆弹；我刚完成了几次拆弹任务，他们又把我送回楞格里斯，我的拆弹工作等于前功尽弃。

在楞格里斯的7个月里，我每天无精打采，日子单调乏味，简直要疯掉。

一天，一个党卫军把我叫了过去。医生对我进行了检查。我浑身起了疹子，而且流着脓。医生把我的伤口清洗了一遍，上了膏药，问我觉得好点了没有。“很好，大夫，我觉得很好，身体很健康。”在这里，你不能抱怨，只要还能呼吸，你的身体状况就是健康的。

我被带到了大队长谢尼克跟前。他的窗户装上了窗帘，窗帘很干

净。我什么都没想，只是看着窗帘。它是淡绿色的，带着黄色图案。

淡绿色，带着黄色图案。淡……

“你到底在看什么？”

我回答道：“没有，队长先生。抱歉，我什么都没看。”

他不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张纸。

“现在，能否请你在这里签个字，承认你吃的是正规的军队食品，承认你没有受过饥饿，承认你没有对这里产生抱怨？”

我签了字。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要转到别的集中营？还是就要被绞死？

一份文件递到了我面前。

“你的签字还表明，你承认接受了严格的改造，且没有受到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待遇。”

我再次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你曾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如果你胆敢多说一个字，你就会回到这里，我将会以特别的方式欢迎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队长先生。”

就这样，我被转移了。

牢房里有套不带肩章的绿色制服，我穿上了。“剪掉指甲，你这个猪猡！”一个党卫军说。他把我带到指挥官的办公室，我得到了1

马克21芬尼的报酬。这是我在过去的6个月里，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8点的全部所得。一个小队长冲我叫道：

“第552318A号囚犯——即将释放。释——放！”

他们经常这样戏弄囚犯，好在我没中圈套。我转身向前走，以为身后会传来一阵大笑。但他们面无表情，我一时难以确定。

“站在外面走廊里等着！”

没有人笑。现在轮到我神经紧张了，因为已经等了一个小时。我在心里盘算着到底是哪个缺德的家伙在捉弄我。

我被告知已被赦免，并且将到刑营报到。随后，我跟在一名军士后面，钻进一辆灰色欧宝。至今，回想起那一刻的沉默和迷惑，我依然感到无法承受。

身后，沉重的大门关上了；那灰色的水泥建筑和一扇扇小窗户渐渐从眼前消失；那难以言状的恐惧和害怕也一并消失在身后。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头昏脑涨——不，是惊慌失措——即便已经驱车到了汉诺威的营房广场，我还是没能恢复过来。

现在，多年以后，我再也找不回当日那难以言状的恐惧和害怕的感觉，因为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离开的时候我会惊慌失措呢？我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