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看来，吴承仕认为：现在是民族危机迫于眉睫，只有集中一切力量，做抗敌救亡的决死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启蒙运动，就是抗敌救亡运动，至少也是抗敌救亡阵线上的开路先锋，和建筑上的奠基础石。”为什么呢？因为侵略者的三重动机使他们非常注重文化上的工作：一是“压迫欺骗被驱使被榨取的民众以及被侵略的弱小民族，要他们俯首帖耳”，二是“驱使多数的无辜之民，作为侵略的工具”，三是“榨取多数群众的劳苦血汗转变为侵略的武器”。总之无论是巩固侵略也罢，扩大侵略也罢，都离不开思想文化工作为其后盾和前驱。正因为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的一切行动，就不得不是反民主、反自由、反理性的”。尽管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会通过新的“焚书坑儒”、新的“长平杀降”等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并且总是会通过鼓吹“人种神圣”、“战争至上”等理论为其张目。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光天化日之下，侵略者“不得不用神秘的、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种种好听的名词，作为说教者的外衣，和掩护机枪坦克的烟幕弹”。侵略者惧怕真理，惧怕合法的民主和合理的自由，在事实上已经尽可能地利用所有的武器，以实行文化专制和文化蒙昧政策。因此，其侵略理论，在思想上，“必将从哲学返回到玄学或神学，必将从理智、革新、前进反回到盲从、迷信、保守、复古和专断。”其后果是：一切群众，都沉醉在酒精鸦片烟之中，“很柔顺地做了它们的牺牲”。不仅如此，侵略者的理论、麻醉说教，在国内往往有“民族失节者”直接或间接的附和。例如：“道德”、“悟善”、“扶鸾”、“蝶仙”、“太极”、“复古”等等论调或者迷信活动，在客观上也起了麻痹欺骗国人的作用，无异于尽了“助纣为虐”的“义务”，帮了侵略者的大忙。

再次，吴承仕还对启蒙运动如何开展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一是启蒙运动与其他救亡工作的关系。吴承仕认为，启蒙运动是抗敌救亡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先导。“我们绝不否认一切物质的设施，但是我们更承认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批判等，正是一切设施的指针，也是实践的武器。”依靠思想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而得来的“合理的民主自由”，在抗敌救亡的现阶段中，“正是集中民族力量、发挥民族力量、贯彻民族力量的根本条件”。

二是如何对待历史传统的问题。吴承仕指出：新启蒙运动不但要吸收五四运动的精神，而且要承认和继承历史上的一切可用的资源，如“王肃、王弼、杜预等之肃清阴阳五行，欧阳修、朱熹、王柏等之怀疑经典，胡渭、愈正燮等排斥宋学，戴震之反对理学杀人”等等。这样一种相当广大的胸怀，是建立在其历史观基础上的。吴承仕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重复的历史，同时也没有完全不重复的历史”，人类历史的发展循着渐变突变的路子前进，形成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积渐变以成为突变，历史所以不完全重复；因为突变由渐变而来，历史所以不完全不重复。换一种说法，历史是传统的，同时也是非传统的。建立在这种历史观上的文化观则是：“扬弃古代文化，即是忠实的接受和保持古代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即是忠实的扩大和培植固有文化。”

最后，吴承仕总结了启蒙学会的宗旨和目标：“我们根据上面的认识，发起并组成启蒙学会，把握住民主自由的原则，在反独断、反盲从、反迷信的一贯信念之下，尽力完成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再渐次地打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之门。”

《启蒙学会宣言》对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谈得很多，但是对到底如何进行，却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谋划，更谈不上明确的部署。在起草宣言的同时，吴承仕还为启蒙学会所受的攻击辩白，写成了《与某人书》。〔1〕

在这封信中，吴承仕首先申述自己不得不辩白的原因。“承仕江南陋儒，天性木讷，不慕荣利，不交势要，勤劳食力，差足自己，年逾知命，更何所求，今不避讥嫌，冒昧陈说者，非关一己之私，实为国家前途计，为先生勋望计耳。”自己以教书为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枉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吴承仕认为政治生活中观点不一致是普遍存在的，“人事万端，见解各异”，不可能做到“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步日蹙，政见多歧”，而“承仕推本章先生〔1〕之遗教，于民族大义，略有所闻，又以团结御侮，乃救国之要图，民主自由，实为政之常轨，苟能为力，何敢后人”。但是，因为见解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引起许多纠纷，“吾辈几成众矢之的”。启蒙学会，本来只是一学术研究机关，自成立后，没有发表片纸只字，而遭到了杨立奎通电全国的“不堪听闻”的“公然侮辱”，还有王西征、熊梦飞等人妄加诋辱。种种污蔑之词，“加之纯洁爱国者之身，罗织周纳，必欲置承仕辈于死地而后快”。

吴承仕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志向：“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通篇书信，文辞精彩，态度自信，一方面是吴承仕本人的一种辩白，但另一方面也是新启蒙运动参与者的一种自白。从这封信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当时处境的艰危险恶，又可以看到吴本人与杨立奎等人作斗争的坚决态度。〔2〕

（五）各方面的反映

从吴承仕的著述及其斗争姿态来看，启蒙学会似乎在寻求反戈一击的机会。但是，时势毕竟不允许双方继续争论下去，社会各界也都不赞成这场争论。

文化界大部分人也不赞同文化界继续分裂。“左”倾的《国民周刊》发表了《北平文化界的息争斗争》一文，表达了许多文化界人士的心愿：“目前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共同敌人，只有一个侵占我们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也只有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内部不应有什么纷争。谚语（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何况北平现在处在国防的前线。居于领导地位的文化教育界内部，更不许有分裂，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北平文化教育界的息争运动能早日成功。”〔1〕

许多人对双方这种不涉及实质内容的你争我斗，尤其是杨立奎的态度十分不满。朱光潜为《北平晨报》撰写社论《从北平文化界的纷争谈到政论家的风度》，以“站在客观地说良心话”的态度，对杨立奎等人“离事实造罪名，学泼妇作谩骂”的做法表示不屑。〔2〕新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于刚也发表文章，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每一个文化人（都）应当了解：思想的批判是要有内容的，‘批判’不是‘骂街’，批判的态度是以一个文化者、教育者或思想者的态度出现，不是利用一种政治形势、运用一种政治力量拍一个谩骂的‘通电’发表几句东拉西扯的‘书面谈话’所能收效的。”“用‘骂街’代替‘批判’，用‘通电’代替‘理论的探讨’，用政治手段代替文化者应有的态度。这是缺乏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和自由的批判的精神，缺乏文化人的修养。”“文化界的问题弄到法律上去解决，已经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一般青年们的导师竟至亲身出马对簿公堂，能不使一些虚心承教的青年们为之齿冷？”〔3〕

其时，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明确的。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的刘少奇在争论发生前就有明确的态度：“组织一切劳动群众，组织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一切抗日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战线，这是我党目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总方针。”“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亡国灭种的大问题，我们要吸引一切团体，一切人民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要建立各党各派的人民阵线，这就开展了我们群众工作的更好的条件。我们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应该向各党各派的领袖和群众提议合作。我们对蓝衣社、国民党、胡适之派以至杨立奎（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向他们提议合作，邀请他们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西安事变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何况这一场文化界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口舌之争呢？

最为关键的是，国民党中宣部对这场争论也采取了调解的态度，并且派人介入和解工作之中。先是“平津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特联合进行调解”〔2〕，后来又是“平市一部教育界人士，以均系服务教育界，不必过于固执己见，拟向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建议，由该会负责人出面调停，以弭争执，而示精诚团结”〔3〕。而所谓“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负责人，即杨立奎本人。到最后，中央宣传部甚至亲自出面了：“中央宣传部副部方治氏来平，亦曾非正式对少数教授表示，处此困难严重之时，不必因小事而发生争执。”〔4〕此后，报上关于启蒙学会的争论终于再也没有出现，争论双方实际上也没有采取“对簿公堂”的行动。

总的来说，在这场争论中，新启蒙运动大有收获。尽管仍然有极少数人，如丁作韶、丁家生等，发表《启“启蒙”》、《左派与讼棍》等文章，继续反对新启蒙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的北平新学联为打击新启蒙运动，甚至还专门召开会议、发表宣言，要求“除对黄松龄等之新启蒙学会，加以驳辩外，最后并指出三项主张：（一）请求政府勒令各校将该教授等解聘；（二）驱逐启蒙运动会中坚分子出境；（三）粉碎所谓‘新启蒙运动’”〔1〕。但是，争论对新启蒙运动来说仍然是利大于弊。因为争论不仅促使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努力去思考“新”这一运动的性质、内容及其实施途径，产生了吴承仕的《启蒙学会宣言》、陈伯达（周金）的《思想无罪》等大量的理论文章，而且使新启蒙运动扩大了影响，赢得了声誉。正如时人所记载的：它“更发动起了文化界一切中立的和落后的分子对新启蒙运动热烈的拥护”。〔2〕即使是那些对启蒙学会诸教授在争论中动不动“提起诉讼”的态度表示不满的人，“对于启蒙运动本身，则大抵予以原则的承认”〔3〕。且不说时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的李达公开表示新启蒙运动“实在也是中国人救亡运动的基础。在现阶段这一运动是需要的，北平一部分学者杨立奎等的反对似非必要”〔4〕，就是当时与左翼知识分子争得不可开交的陶希圣也认为：“在文化落后之半殖民地，及文化古老之半封建社会，如我们中国，启蒙运动自有绝大的必要。”〔5〕《北平晨报》发表署名迅雁的文章《答开明姊的一封公开信——略述新启蒙运动之运动》，明确号召：“我们是人，就应尽我们人的责任，与为人谋幸福的群众联合起来，对于压迫、剥削群众的组织与束缚人类思想进化的礼教，不论其为消极积极，都要一气把他们铲除了！我们绝不容作旁观的第三者。起来！快把蒙蔽我们的薄纱撕碎吧，这就是新启蒙运动的运动。”〔6〕

正因为这场争论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抗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一书时，将关于启蒙学会的争论以“文化的新潮在北平”为题，作为“抗战前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与新潮”收入其中。〔1〕

三、新启蒙运动的继续发展和落幕

（一）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在规模和影响上，新启蒙运动转瞬间由五六月间高峰跌入低谷。很多新启蒙运动参加者无暇再为这一运动呐喊鼓吹。

原来的倡导者大部分不再提新启蒙运动，其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其一是条件问题。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进步的文化界、知识界都卷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新启蒙运动参与者纷纷离开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有的调往延安，有的前往重庆，有的流亡海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许多人已经不可能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哪怕是进行理论鼓吹。例如吴承仕，北平沦陷后成为日本宪兵通缉的对象，流落到天津，不久染病身亡。之后，他负责下的启蒙学会也名存实亡。

其二是认识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抗日民族战争的爆发，全国民众和党派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三民主义也应该成为文化运动的纲领。新启蒙运动的种种主张，在三民主义文化的口号下也可以实现。柳湜的观点代表了这种认识。他认为，今日文化运动的内容是民族的，是民主的，是民生的，总括一句，就是以三民主义的实现为它的总目标与内容。“三民主义的内容，依据今日文化运动之范围与广大群众之要求，本身性质与抗战以前提出之新启蒙运动，并无什么差异。”〔1〕因此，再单独来一个新启蒙运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共双方，包括民主党派，都没有支持这场运动。在统一的空气空前浓厚的情况下，在严重的军事斗争似乎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对这场概念并不明确、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运动，都没有太大的兴趣。缺乏这两个最大政党的支持，新启蒙运动的推行，只是空谈而已。

虽然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大规模讨论的声势已经消失，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或写作文章、创办刊物，或召集会议、出版论集，试图借抗日的热潮来推进这一运动。

有些人在做扎实的理论工作。新启蒙运动有影响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出版的。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在卢沟桥事变后到了延安，在那里他没有公开提新启蒙运动的口号，但是，他于1937年冬天写成的《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一文，却仍在讨论如何推进新启蒙运动问题。1939年陈伯达又将思想和哲学论文结集出版〔2〕，其中第一部分就是“新启蒙运动论文续集”。1940年，陈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在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一书时，把新启蒙运动的讨论文章选入其中，并占有不小的篇幅。其他一些文化人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

这一时期新启蒙运动的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还是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陈唯实的《抗战与新启蒙运动》和夏征农编辑的《现阶段的思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