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新启蒙运动以爱国主义为依归的，不但有民族的危机，而且有中华文化的危机。陈伯达愤慨地指出：数十年来，我们的先哲，我们的战士，用血，用骨肉所建造起来的新文化果实，随着民族灾难的发展，正在被人蹂躏着。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呼喊是在被人扼制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新文化，正在遭逢着被毁灭的危机。我们的侵略者和各种式类的汉奸要我们回返到“中古的”时代。而这种文化危机又和进一步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质问：为什么我们的侵略者和各种式样的汉奸，在这时候，要这样强调地来提倡复古、尊孔、礼佛、迷信，和神秘主义？因为他们要来磨灭我们人民之爱国的意识；因为他们要利用这一切文化上的麻醉，使中国人民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使侵略者得以顺利地来吞灭我们全民族。〔4〕因此，需要新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反抗文化侵略，挽救文化危机。张申府明确宣传：“新启蒙运动本就是中华民族的反文化侵略的运动，换言之，也就是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中国要成为一个新国家，要有一个新的文化或文明，自必然要反抗文化上的奴化，自必然要反抗文化上的侵略”。〔1〕

为了达到救亡的目的，新启蒙运动号召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联合战线。陈伯达指出：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恰恰相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一切最合理、最现实、最勇敢的爱国文化人，必将成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但他们不是包括着全体的新启蒙运动者。中国是这样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缺乏教育的是这样的众多，而传说的独断和迷信是这样的深厚，敌人和汉奸进行文化的复辟又是那么的卖力，这怎么不亟需全国文化人的大团结？这怎么不亟需全国开明教育者的大团结？〔2〕

艾思奇更从运动性质和特征上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或者换一个说法，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不论它的爱国兴趣浓厚也好，淡薄也好，甚至于没有一点爱国的表现也好，只要不是帮助敌人，这里都有它的一席坐（座）位。〔3〕这种联合战线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陈伯达明确指出：我们虽则在做着文化斗争，但是民族统一的运动，是绝对不受文化斗争限制的，民族统一是容纳着一切不同信仰的人们，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上反对独断，反对迷信，但对于那迷信任何独断，任何宗教的同胞，我们不但不应反对他们，而且要尽力避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和家族感情号召他们合作，以引进他们到民族斗争的漩涡中，使他们能够在争斗中克服自己的迷信。这点是极重要的。忽视了这点，则将造成极大的错误。〔1〕艾思奇甚至提出新启蒙运动“是要求一个种族的（民族的）统一救国运动。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在所不惜的”。〔2〕

这一点与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一致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领域的贯彻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一点，遭到了托派的攻击。彭述之批评新启蒙运动的这一联合战线主张：“如果‘旧’启蒙运动是代表布尔乔亚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末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是代表一个什么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呢？……在陈伯达，张申甫（府）和艾思奇等所解释的新启蒙运动，不过是‘团结救亡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爱国运动’及‘民主运动’等，这显然说的是一种超阶级的运动。但思想上的超阶级运动是没有的，凡表面上所说的‘超阶级’，实际上往往是代表资产阶级”，“这班新启蒙运动家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不但主张投降布尔乔亚的思想，甚至还企图与旧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五四运动所坚决反对的）妥协调和，然而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布尔乔亚自己所努力干过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了，所谓新启蒙运动也者，不过是向一切旧势力旧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3〕新启蒙运动倡导者与托派，政治主张不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不同，对新启蒙运动的评价也就自然不同了。

（二）新启蒙运动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那么，什么是爱国主义呢？提出和回答这一问题，在当时“爱国主义”这一名词遭到种种误解和攻击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必要的。

艾思奇有专文论及此题。他强调，爱国主义首先是指以爱国主义或民族解放为依归。并不是说每一种思想文化都一定要挂上爱国的招牌。譬如经济的建设、对于民众经济的改善，可以加强民众的抗敌救亡的信心，那么，这样的经济改善我们是要的，不一定要专谈国防经济。判断爱国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艾思奇这样回答：我们不口口声声谈爱国，只问一种文化思想在终结的效果上是不是于民族有利，只要求它结局要能够提高民族的力量。〔1〕

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爱国主义与以往的爱国主义有什么差别？艾思奇对此也做了区分。他首先辨析了新启蒙运动爱国主义和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的差别。他说：在民族生存危在旦夕的情形下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及其以前的文化运动自然是不同的，它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艾思奇认为，五四时代及其以前的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也带着爱国主义的意义。辛亥以前的改革是由于屡次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和国耻有密切的关系。但应当看到的是，那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国民的侵略压迫，是通过了封建的统治势力，因此，就像政治上的运动是以反封建统治为直接目标一样，文化运动的直接目标也是旧制度和封建文化。在政治上，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是同样重要的，而在文化上，却特别注重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上的爱国主义，是从改造自己出发的，但现在的运动，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经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并吞的是整个中国，即使是封建残遗，倘若是想走活路的话，也只有走爱国主义一途。所以，现在要集中一切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不管是旧的也好，新的也好，都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而不单是在自己内部做反封建的工作。〔1〕总之，对“封建主义”、对“旧的文化”的态度，是区分新旧文化运动中爱国主义的标志。

针对“有人用咬文嚼字的方法来推敲，说爱国主义是封建的，只有民族主义才是非封建的”的说法〔2〕，艾思奇强调中国的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性质。他认为：“民主革命是反封建的，在外力侵略者存在的时候，它同时又是反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民主革命表现为爱国主义，并不是从中国今天才开始，欧洲过去已经有过很多例子了。中国的情势和欧洲不同的一点，只是中国是受着强力的帝国主义侵略；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简直没有机会生长起来，因此资产阶级自己没有能力来领导这一民主革命，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支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使他们强化，借此实行侵略和掠夺。然而他们愈想强化封建势力，便愈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因为民众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愈痛苦，而反封建反帝的要求也愈强烈。与此相适应，“爱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本质也是民主主义的”。它和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它是进步的、斗争的，而后者却是破坏的、掠夺的。它也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政治运动上已经有了无产阶级这一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3〕

陈伯达赞同艾思奇把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他认为：新启蒙时期的爱国主义运动，反帝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民权主义的运动，所谓反帝抗战高于一切，并不是不要强调民权主义，相反，历史证明：要战胜强敌外寇，非强调民权是不能成功的。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内容及其历史的前途，不是平常的爱国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包含着可能更迅速地转变为新合理的社会生活的内容的。〔1〕

正是在救亡和民主两个问题上，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将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当时备受攻击的“爱国”一词区分开来。首先，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不是社会爱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社会爱国主义的目的是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要救亡。社会爱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劳苦人民骗到战场上去替金融寡头送命，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出于全民族自己生存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国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即使真有，也不会发生作用。其次，封建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无缘的，“封建残余势力常常是目前爱国运动的主要的障碍，爱国主义者在国内的工作正是民主主义和反封建。国粹派和国家主义者是要保守‘国渣’，而爱国主义的中心立场只是救国，只在于保障民族的生存，不论国渣国粹，凡是有害于民族生存者，都要一脚踢倒的”。〔2〕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指出：过去人们曾把爱国主义看做是狭义的国家主义而加以“排击”。其实“爱国”这两个字要看怎么解释，帝国主义有的所谓“爱国”是侵略，是殖民地扩张，是战争；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则是民族解放。“现在我们只愁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不多，只愁我们的同胞不知道怎么爱国。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今日，我们需要的正是真正的爱国主义。”〔3〕“新启蒙运动”必须具有真实的爱国精神。

他们在当时为爱国主义起了一定程度的“正名”作用。

三、新启蒙运动的思想自由观

（一）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

陈伯达在《认识月刊》上所发表的《再论新启蒙运动》(副题《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以敏锐的眼光把握住了启蒙运动的特征，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观点：“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的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陈伯达对思想自由的具体含义做了解释：“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说：应该唤起每人的自觉，每人都应当思想，都应当对于所遇见的任何事物，从事批判，每人都应当重新估值一切，都应当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精神的镣铐)，从而发现自己的真理。”〔1〕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趋发展，政治上兴起了一个民主运动，与政治上的民主运动相呼应，才出现了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这两个主要潮流无疑在不久的将来，起“交流的作用”，而汇成抗敌救亡的巨浪。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运动，是汇合全国的人力物力为祖国的危亡而奋斗，随它而来的文化上的新启蒙运动，让各派思想自由存在、自由发展，尽量发挥它们固有的作用。“民主政府与思想自由可以说就是目前抗敌救亡中相互为用的两座支柱。”〔2〕

如果说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抗战、动员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么，新启蒙运动实现思想自由也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实现救国的自我觉醒，唯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不仅如此，促进思想的进步、解决思想的危机，也需要思想自由。“每一种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也应该有自由批判的权利，就在互相批评上，在相互讨论上，在互相比较上，在事实和行动的证明上，在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上，看看谁是正确的思想文化，然后由大家去研究、选择、信仰、实行。从而肃清错误的思想文化，发挥正确的思想文化，这样才能使思想文化进步”，在抗战时代，思想文化进步的目的还是为了抗日，“就目前关于抗战救国的言论思想更是应该自由，才能集合各方面的人才协力救亡”。〔1〕

要实现思想自由便要反独断。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思想民主和思想自由与独断势不两立、存其一必废其一。“我们是主张民主主义是和独断不相容，所以新启蒙运动就要打破独断主义”，“现在就说说文化上思想上的独断，这种独断就会阻害了文化思想的合理发展”，“时至今日，我们是主张思想应该自由，不能再加统治压迫，应该民主解放，不能偏见独断”。〔2〕

但是，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思想自由并不表示允许所有的思想存在、流行。他们指出，自由二字，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误解，其实，思想自由，并不是说封建思想、汉奸思想、颓废思想也有自由存在、自由发展的机会。新启蒙运动的终极目的是反对异民族的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在这最高的目的之下，与它对立的思想断然不能让其自由生存、自由发展。“这里就划出了思想自由的界限，就是凡是文化思想在终极的效果上有利于民族，能够提高民族力量，对于抗敌救亡有一点一滴的贡献的，都应当许可它自由存在、自由发展”。〔3〕

（二）思想自由与思想统一

当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高扬“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旗帜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在要求集中统一，共同抗日。思想文化界围绕如何处理思想自由与思想统一的问题，产生了争论。

争论由朱光潜先生发表的“中国的思想危机”肇端，而后有狄超白、胡绳（沈于田）、任白戈回应。抗战爆发后，这一争论更是引人关注。时人把思想自由、思想统一运动列为与新启蒙运动同样声势的思想文化运动。〔1〕争论集中于两个问题。

第一，思想自由和思想统一是否相互排斥？用何干之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究竟应自由抑或统一、思想自由与统一是否绝不相容”〔2〕。争论的发起者朱光潜认为“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任私见武断，而成功的要诀则在自由研究与自由讨论”，他诊断当前中国思想的危机之一就是“因信仰某一派政治思想而抹杀一切其他学派的政治思想，甚至于以某一派政治思想垄断全部思想领域，好像除它以外就别无所谓思想”，而最大的危机则在于：“中国前途自然要希望青年去开发，而现代青年大多数却已因脑中被压进去过量的固定观念与陈腐反应，而失去思想所必需的无偏见、灵活、冷静与谦虚。”因此，他反对思想统一的主张是很明显的。他认为，“现在所需要的不是一种已成的思想（Thought）而是自己开发思想所必需的正确的思想习惯(Thoughthabit)”。〔3〕而狄超白则认为，思想统一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从必要性上来说，倘使我们的思想界仍旧如以前那样分歧下去，则我们的统一工作，是不会筑下强固的基础来的！所以要使得今日初具的统一局面不成为一时的妥协，要使得今日的初步统一能继续往彻底的统一的路上走去，我们应当做思想的统一工作。而从可能性上来说，他认为，思想统一需要共同的认识和要求，而“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要求已由中国社会之内和外的发展为我们具备了。今日不问是什么主义，只要它底目的是为中国人民的前途而着想的，那末都得把各该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同趋于民族解放之途”。〔1〕狄超白排斥思想独立而主张思想统一的态度是明显的。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有人认为，“中华民族需要她的人民作战时，不一定要他们做超然的思想家”〔2〕，有人甚至这样说：“现在是需要整个民族的自由，不能不牺牲个人的自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