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陆荣廷并非没有作为，他的反袁擘划几乎是与袁氏窃国行动并行的。袁氏窃国愈急，陆荣廷反袁布置也愈急，双方的进度似乎不相上下。差别之处在于，袁氏百密一疏，对陆的行动没有察觉，但陆对袁却是洞若观火，就差择机起事罢了。章炳麟的《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中写道：“民国二年（1913年），黎公被胁入京师，君知大总统袁公必改号，阳顺命而阴自为备，外人不知也。”

就在1913年10月蔡锷调京不久，陆荣廷就派亲信参谋区公武以参加陆军大学旁听为名到北京搜集情报。同时，陆还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黎元洪，一封给蔡锷。因黎元洪被袁世凯软禁于瀛台见不到，区又持信去见蔡，陆在信中让蔡从旁帮助，并让区公武和蔡商谈，以了解蔡对袁氏的态度。最初，蔡锷并不轻易把自己的心迹透露，对区公武说：“干卿以为我在北京有什么力量吗？其实我一点力量都没有，什么事我都没有参与，我到京这么久了，只到过总统府两次。这件事，我实在无从帮忙。”但区仍时时与蔡保持接触。由于一开始桂、滇就有沟通，两省几乎做到了对整个反袁护国行动的整体谋划。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之初，蔡锷派代表黄安等与陆荣廷联系反袁，其后，双方又有多次联系。因此，蔡锷曾经很有把握地对身边人说：“广西将军陆荣廷已由我先派学生去联络过，陆会响应。”1915年底，蔡离京赴滇前，即嘱陆的代表区公武回桂，让陆准备起兵讨袁。密遣区公武到京并接触蔡锷，是陆荣廷棋高一招之举。这使得蔡锷从一开始，就把广西当成整个反袁护国计划中最值得信任的力量。而陆荣廷从民国建立以来就和云南蔡锷步调一致，也一直认定蔡锷是自己将来反袁和拯救共和最可靠的盟友。

在北京期间，区公武出色地探听到各种消息并详加分析，电报给陆荣廷。

1913年袁氏解散国民党和1914年解散各省议会。区电陆：“袁氏居心叵测。”

1914年5月，袁世凯设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改国务院为政事堂。区电陆：“政治会议就是用来代替临时约法的，这是袁氏的一种阴谋；改国务院为政事堂，是取消国务院总理的任免须提交国会通过的规定，这是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

1915年5月，区公武通过其供职外交部的兄长区季植打探到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及袁的反应时，即密电陆：“袁世凯想做皇帝，怕日本反对，乃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区电陆：“杨度等发起的筹安会和全国请愿的联合会，均是违背约法的。”

袁临称帝前，区公武还通过其兄得知日、英、俄、美、法各国使节曾先后到外交部表示：“你们要改民国为帝国，在我们看来，为时尚早，要是希望国家秩序安定，还是暂时不要变更国体为是。我们是友邦，特来作友好的劝告，并不是我们干涉你国的内政……”

陆荣廷因此得知，袁世凯要行帝制，国际上都不支持。

除了密切搜集各方情报，对于因“二次革命”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尤其是广西籍的人员，陆荣廷密遣曾彦到南洋慰问，送钱送物，以便将来反袁时可结为外援。岑春煊、林虎等，在流亡期间，均不同程度得到过陆荣廷的帮助。

1915年春，陆荣廷又派出亲信参谋曾其新到北京，拜访前清时支持革命党并对陆荣廷有过帮助的庄蕴宽，又通过庄的引荐见到了段祺瑞。段对袁氏称帝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曾其新在京逗留了七八个月，又乘间去了两次上海，了解到各方面都在酝酿反对袁世凯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