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始终不弃汉朝特使的符节。苏武牧羊十九年，每天忍辱负重，仍然手持大汉的节杖。后来，迎回中原时，那根节杖几乎成了一根光光的竹竿。但是，正是这种近似“痴”举的忠诚，让其得以成就大业，是愚也？是智也？

反观历史上，还有许多应时善变者，随时寻找投机的机会，不断更换靠山的门庭，最终大都是机关算尽，难以善终。《三国演义》中武功最高强的吕布，就是这样变来变去，“三姓家奴”，再后来想投靠新的主子，已经无人可信，没有市场了。民国年间的军阀石友三，初入吴佩孚部，后投冯玉祥部，再投阎锡山，后冯玉祥表示可以既往不咎，又回到冯部。1929年，被蒋介石收买，随即又与唐生智通电反蒋，兵败，又赶紧易帜到阎锡山旗下，躲过蒋的追究。1930年中原大战中，又投靠张学良，1931年，又受汪精卫拉拢，通电讨张。这一次，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两年后，他又勾结日本人，中间还一度编在宋哲元部下，最终。这位毫无诚信可言的军阀，在其准备正式投降日寇前，被人设计活埋于黄河岸边。

2. 弄虚作假是事业的大敌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他还回顾历史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也是很管用吗？”

说空话，不干实事，弄虚作假，不忠诚、不老实历来是事业的大敌。妄想以这些小聪明、小手段，去博取官位，去对待工作事业，注定不可能有大收获。

在这方面，朱镕基同志竖起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曾多次说，他是一个把讲真话当成做人原则的人。甚至因为这个原因，他特别喜欢中央电视台的敢于讲真话、针砭时弊的《焦点访谈》栏目。他在与该栏目的人员座谈时说：“自《焦点访谈》开播以来，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也是一个很热心的观众。”

在今天，这种讲真话、干实事的精神，尤其具有其珍贵的价值。近年来，诚信缺失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先后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就是一种表现。有的官员，对组织决策阳奉阴违，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讲虚的，不干实事，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种人多了，不仅于事业发展无利，而且会严重涣散纪律，损害形象。是我们在提倡官德的过程中，尤其要反对的。

当然，这里所讲的老实做事，不是庸庸碌碌、无能无为，而是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老老实实做事可能会吃亏、可能会受委屈、可能被忽视、可能会丧失一些高官厚禄的机会，但从长远看，却会获得大的成功，获得更大的事业成就。与老实人相对照，有一些投机钻营者，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造势”和“谋官”上。这种人丢开做人做事做官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丢开忠诚谋取一官半职，背弃老实贪得一时之利，也许可以有一时的收获，但终究不会对事业有大的推动，不会获得长久的发展。

三、诚信为社会之基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治”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在这些时期，均是政风和畅，社会诚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说，这些时期的社会状况才是较为理想的状态，虽然离人们想象中的理想状态还有差别，但已经为现实的社会运行状态树立了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