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里回字图案的波斯地毯令我双脚不太适应。墙上有一幅大概是描绘某个经典神话的巨型壁画：一个小女孩玩螃蟹，一个瞎老人撵小鸡；天上掉下来火焰；远方是喷鲸的大海。不过稍微引人注目的还是离楼梯不远的乳白色的三角钢琴，琴盖上摊着乐谱。不过演奏者已经下班了。与钢琴处在一条对角线上的服务台可比梅花酒吧的吧台要阔气多了。现在，只有一名值班小姐。她向我抬起头来。看到她的芳容我几乎要尖声惊叫。

她就是刚刚跟我进行过“酒吧恳谈”的女侍者。现在只不过更换了一下服饰（黑色蝴蝶领结和红色西装套裙），发型也有所不同（看得出匆忙整理的痕迹），我惊喜地——对，惊喜地——朝她喊：“嗨——”

“您把钥匙带出去啦？这是违反酒店规定的。下次不可以这样。”她用对一个孩子说话的语气批评我。但是，这个声音与梅花酒吧的那个居……居然完全不一样。我又朝服务台探近两步，这才发现自己又犯错误了。这位值班小姐的额前有颗痣，而且，她的牙齿没有那个酒吧侍女的整齐（其实我更迷恋有缺陷的牙齿）；只要仔细观察，还有很多方面的区别。再往下探询就是不法的。但谁也否认不了她们长得很像，莫非是一对精巧的孪生物……

她“认出”了我，知道我把钥匙擅自带出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也有一个孪生的X）？她说话的语气、神态，绝对不是对一个刚刚进门的客人才能使用的。可我必须承认自己把钥匙带出去了，这才算配合得挺好。我有些昏昏沉沉。

“歌剧有什么看头，完全不适合现代生活。”她不依不饶，非常认真和武断地对我说。

“你说什么？”我几乎要跪下去了，“什么歌剧？”

“《党的女儿》呗。您怎么啦……您没看？”

我相当轻地、就如怀抱幼女那样害羞地承认：“……看了。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怀旧者罢了。”我含糊其辞，并迅速地向她表示歉意：

“我出去得很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