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尤其是编年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从共和行政开始，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而此前的历史，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年份，只能靠考古文物进行推断，十分模糊。从共和行政开始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是中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性的重要开端。按《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记载，共和元年，岁次庚申，即公元前841年。

“共和行政”始末

共和行政缘于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

周朝时，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在周成王、周康王统治的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不断发动战争，国人的不满情绪也随着增长。到周厉王时，社会矛盾已是相当激化。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与民争利的专利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在高压政策下，只能“道路以目”。召公虎劝谏厉王，但厉王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监谤更甚，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年，举行暴动，攻入王宫，厉王仓皇逃奔彘（今山西霍州市东北），并于公元前828年死于当地。在宗周无主的危机情况下，周定公、召穆公共同商议，朝政由他们共同执掌，待国人情绪得到安抚，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后，再适时推选新的君主，这段历史被史书称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之后，大臣们立太子姬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宣王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得到诸侯的支持，周朝的政治重新恢复了秩序。

顺应大势创“共和”

提到共和，现代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等。而公元前841年由国人暴动引起的那场共和行政可以看作是现代共和的一种原始雏形，这一事件在历史上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共和”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当时周朝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化，统治阶级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人对周厉王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这是发生暴动，迫使周厉王出逃的原因。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什么当时国人没有夺取政权？或者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统治阶级篡夺政权呢？这与周定公、召穆公审时度势，顺应大局，共和执政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厉王出逃，这种情况立即推选新君并不可行，况且也无法保证新任君主能够推行有益国人的政策，万一变本加厉地施以报复，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因此，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大局出发，不能急于推出新的君主，然而又不能将朝政置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这样共同执政的模式应运而生，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首创。共和执政，不仅回避了国人对国君的憎恨情绪，而且相互制衡的模式遏制了一人独大专权滋生暴政的可能，真可谓既顺应大势，又迎合民心。这一点上看，共和行政具有先进性，也是顺应大势，与时俱进的一种体现。

此外，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也没有不利于共和执政的反对力量。首先，平民生活贫困，缺少文化，关注的只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私有权利。这决定了他们尽管能够有组织地斗争却不会真正掌握政权，他们的合法权益是上层贵族为保持稳定而兼顾的，并非真正有意为其夺取。其次，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相互制衡，国家的公共权力由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和自平民中蜕化出的新贵们把持。所以，既无内部力量反对，又无外部势力干扰，这才让共和行政得以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