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韦伯的政治思考脉络。在韦伯看来，俾斯麦帝国日趋混乱，“一战”及随后的德国革命，终于导致了帝国的垮台及其宪制的毁灭，实际上这个过程使民主力量也颇感意外，它们对于从头开始立即建立一个新的宪政秩序这一任务，除了花里胡哨的教条和狭隘的自利打算，绝对没有任何切实的准备，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新秩序，德国就很可能再次四分五裂，或者沉入共产主义的旋涡。按照韦伯在“一战”前后反复推演的经验论证，德国从威权体制向新秩序的过渡，除了强权支配下的和平有序变革，别的途径都没有逻辑和事实上的可行性，而且未知成本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寒而栗。同时，后俾斯麦时代统治阶层的日趋无能也给德国知识界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只不过，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反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智障，却令德国的大众动员目标越来越分裂与混乱，这成了本书设定的时间段中德国最醒目的政治景观，韦伯对他们的厌恶和绝望，至今听上去还是那么振聋发聩。因此，他曾针对时局表达了一个强烈期盼：“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的领导，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政治天才（那只能指望出现在少数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显赫的政治干才，而只是一个不管在什么程度上都可以叫作政治家的人！”（马克斯·韦伯著，《政治著作选》，第162页）最后，到1919年初，韦伯在莱比锡发表了那个独具匠心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也许可以说，即便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它也算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重要文献，若是按照传统的政治与政治学眼光来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在于，它彻底过滤掉了一切意识形态成分，根据政治伦理、政治规则、政治逻辑本身的高度独立性，第一次使用富有解释力的经验理论方法，还原了政治和政治人的本相，揭示了这种本相与政治理想之间难以消解的内在张力。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必须根据政治操作的因果可能性进行实证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