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通常也都会遵循父亲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他不满进步党对待所有财政与军事改革的消极态度。1887年他曾议论说，要是进步党能软化反对所有财政改革的绝对顽固态度，“那真是难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赞同进步党与80年代那种非常温和的殖民政策的对立态度。他希望，讨论一切与帝国的国际地位有关的问题，都应排除党派偏见。因此，他强烈反对把预算案和欧根·里希特领导下的进步党反复就国内政治挑起的争吵搅和在一起，并深为一再出现的斗争结果感到痛心。这些斗争给俾斯麦以国家主义的花言巧语解散德国国会提供了借口。后来，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俾斯麦把预算案问题推到了国内政争的风口浪尖上。俾斯麦的政策“利用军事问题作为武器对付令人不快的反对党”，实际上导致这些问题变了形，“把简单易懂、直截了当的预算问题推到了一轮又一轮国内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利益，不过对俾斯麦倒是大有好处。”

马克斯·韦伯认为，进步党的政策纯粹是教条主义的。他断定进步党没有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他看不出进步党未来能有什么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着一个希望，即弗里德里希王储的政府会把国内政策导入自由主义轨道，鲍姆加滕和韦伯的父亲同样抱有这种希望，但韦伯相信，这是无稽之谈。德国的政党政治现状绝无可能为又一个“自由主义时代”提供框架。自由主义分崩离析的恶劣情形，事实上已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韦伯鄙视进步党在这位王位继承人面前的“奴性”投机。他给赫尔曼·鲍姆加滕写信说，必须“完全否定这些人还能有任何建设性的政治行动，不然将造成自由主义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义将会同时遭到满脑子成见的狂热煽动家和盲目的俾斯麦信徒的损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期待着以往的团结因素及时从左翼那里产生出来并重返建设性的合作”。

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并不看重民族自由党人。最初他还曾在鲍姆加滕——后者在80年代越来越靠拢进步党——那里为他们进行辩护，但他逐渐认识到，民族自由党正在变得日益迟钝，特别在70年代先是本尼西森、继而又有许多其他出色的民族自由党领导人退出政坛之后。他不满他们越来越背离自由主义传统，那种自满自足的状态使他们转而成为单纯的国内政治现状辩护士。1887年，第二次法案通过、文化斗争结束时，他谴责民族自由党人“尽可能顺从地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批评他们不肯思考不确定的未来问题以免自寻烦恼。早在1885年他就注意到，“这个党能不能再次赢得普遍信任是大可怀疑的。人的记性并不可靠，没有人还会记得这个党干出过什么业绩。”韦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党如果不与进步党合作，未来还有什么生气，因此，进步党走下坡路也会损害到民族自由党。到80年代末期，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已经极为悲观。他对德国政党政治的“总体颓废”哀叹不已，担心最后会是左右两翼的激进政党交替与中央党结盟支配德国的政治舞台，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