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在汉语思想中，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尽管欧美女性主义一直内在于现代性以及反现代性逻辑，但作为现代性的标记，女人是否成为一个问题，成为某种历史范畴，是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在汉语思想中依然欠缺。女人形象被各种力量与思想所征用，女人被幽灵化，随着社会文化气候的变化，她们随声赋形：可以是红颜祸水，也可以母仪天下；可以撑起半边天，也可以为私人化代言；可以比男人更男人——铁姑娘，也可以比女人更女人——时尚代码??女人自己的事，人们无从知晓，包括女人自己。

假设没有女人本质这种东西，她们逃离自我，躲在“面纱”后，与真理和历史保持距离——真理和历史由男人写，说给男人听——女人们看上去无所事事，那是因为她们无所适从。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使得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都没有对怎么做女人给出恰当的方案。要么把女人看作局外人，比如“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要么对她们进行文化变性手术，纳入进步中心论的阳具化历史观中。传统道德实践与进步解放的现代性、悖论性张力，使得女人的形象充满歧义，女人的自我认同正如民族身份认同一样，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文化运作。女人形象的混乱，反而让性别身份的焦虑感被悬置，存在的遗忘就发生了。资本全球化、中心化、一元化的阳具形象，逼迫人们重新思考民族身份的问题，反而在逻辑的背面，强化了弱势话语，在文化姿态上，使得弱者更弱，强者更强。这同样也是性别理论的悖论性处境，但是否像男人那样行事，在中国女人内部并没达成统一的协定。女人形象的纷乱，来自真理的深渊，以深渊的距离去丈量女人，是徒劳的，所以性别身份的焦虑被改装成各式各样的文化政治面貌，这不确定性反而让女性主义在中国充满各种可能。民族身份以及文化自主性的重新思考，则显得有些女人气。

在互为他者的前提下，自主性变得如此紧迫，只有当对现实的体验不自主的时候，自主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自主性不是一个问题，来自宇宙观的阴阳学说，已经为世间的男男女女框定了位置，而不是身份。如何定位，才是关键。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中，秩序与安稳是目的也是起因，秩序是在等级中建立的，等级是天命，不可违背。男尊女卑非关歧视，和价值无关，是自然秩序的表征，性别差异并没有导致冲突，实现的是互动性的和谐。和谐说既是生命观，也是伦理观，男女各司其职，化成岁月静好，福寿安康。因此，想在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冲突的解决方案，无异于向空气出拳。

女性解放说了一百多年，解放是被召唤的结果，因为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整体性的形而上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在古代生活经验中，不仅女人没有直接的体会，整个民族似乎也没有。在女人被卷入了现代性解放的方案之后，她们成了醒目的受迫害标记，裹足、封闭、胆怯、愚昧，现代性之初，女人成了典型的解放目标，划开一道历史偶然的伤口，罪恶之花才得以绽放。从此之后，女人作为重灾区，是解放召唤机制的发动引擎，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都曾著文阐述女人被压迫的事实，觉醒是在男人的催促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