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

苦难是因为女人的坚韧，贞洁的女人总是和苦难相关。女人的贞洁还投射在一个民族的坚忍不拔的集体性格之中，表现为对异己和陌生力量的排斥与吸纳。中国文化不仅处理外部矛盾具有强大的整合－吸纳特征，就是在处理性别问题的时候，同样将差异进行整合与吸纳，回避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男与女的冲突。一旦正视这一冲突，现代性转型就开始发生了。

1840年之后，这种自给自足的文化形态受到强烈的冲击，内与外、东方与西方的正面撞击已经发生。“妇女”作为政治—革命动员的专属词汇，开始进入汉语思想系统。女权运动与家国兴旺及民族主义国家的独立纠结在一起，这项由男性革命家为主导的宏大历史任务，与传统的道德的吸纳整合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母权转换成了女权，似乎性别纲领凸显，但实际上性别诉求依然被掩盖和忽略。也就说，当女性革命者在为独立自由奉献自我的时候，她们转过身来，面对的还是具有男权思想的男人。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从来没有发生过，独立自由属于一个抽象的领域，属于信念、理想与献身革命的动力，女权是革命发生之后的微薄的额外红利，在革命逻辑继续演化的进程中，女权被征用到更加抽象的社会主义革命洪流之中。

包括革命先驱在内的思想者，都看到家庭是封锁革命力量的堡垒，反抗包办婚姻，实际上是为了冲破家庭的封锁线，动员起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女性的反抗成了最瞩目的革命行动，“新女性”应运而生。在现代文学的浩瀚作品中，85%都和家庭冲突有关，女人的出走是那个时代最具革命意义的行动。但放弃母权的女人，并没有天然地获得个体意义上的女性权利，在此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女人作为半边天，被整合成不可估量的劳动大军，女人的身影淹没在更加疯狂的、超级魔幻的、冒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之中。

整个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将女人推向比革命更加剧烈的运动之中，反封建的革命女儿成了反资产阶级的政治妇女，高强度的工作与劳动，撕碎了家庭的传统价值，作为母亲的女人转向了公共生活，母亲身份被淡化甚至被剥夺，关爱小家庭成了必须克服与清除掉的资产阶级毒素。生理意义上的母亲继续存在，但女人们争先恐后靠近革命、靠近真理。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给予、献出自己，但她们并不占有什么，在革命红利的份额中，她们得到的十分微薄，女权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过。但从“新女性”到“英雄母亲”，从“封建道德”的奴隶到政治标兵，女人形象一直被男人们主导、刻画以及推崇，女人们似乎一直受到重视，但这“重视”，是对女性符码的重视，是对伤残记号的重视，是一副革命的兴奋剂，性别差异从思维模式到社会实践，都被综合与阉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