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就是命运本身，对于女人来说，就是信念阙如的牺牲。女人是自异性的，女人的生命—生理现象总在变异之中，她的敌人就是松弛、衰老、流血、生产以及孕育。她知道如何与腹中的胎儿，这个“异己”的存在同生死共存亡，她要保证“敌人”活下来，把“敌人”带入这个奇妙的世界。如果是敌人，就让敌人存活，这也是王佳芝的逻辑，她对敌人易先生说：“快走。”当政治生活进入消灭敌人与制造敌人的循环中时，宏大历史在做一道无用的加减法。这些秘密只有女人知晓，女人如果不愿意被当作历史的“敌人”而公之于众，她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发疯，要么欣然赴死。正如安提戈涅因掩埋自己的兄弟触犯了城邦律法而欣然赴死，王佳芝依然如此，她放走了“敌人”，她对人力车夫说：“回家。”回家，去死，就圆满了。《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走向了清澈的河流，甚至“走向”的动作也是一种揣度，人们只是看到流水中漂浮着女人的衣裤。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状态中的女人，就活在自然伦理之中，尽管她们被人造的政治生活宣判为敌人。女人的自觉意识难以形成的障碍还在于，她们并非一直和自然伦理相安无事。《苹果》中的女人，也在服从，为了服从男人的争斗，她甚至表现得不像一个母亲，只管哺乳，不关心自己生下的孩子到底归谁。无论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归属权，还是生理意义上的归属权，她都漠不关心。女人已经被宣判为非政治的，在这里，她还要接受二次宣判，她也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人性，非普遍的人性。如果说母亲身份是自然的，但在刘苹果这里，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她被社会等级所盘剥的同时，性别宰制以伦理悖论的形式出现，她要么服从丈夫，要么服从母职。

成为一名母亲，或者成为一名政治行动者，都是不可能的。属于女人的空间在哪里？女人无法确认自身，性别不是一种稳定而饱和的身份。没有敌人，没有他者，没有身份（identity）的女人，该如何表述性别政治？

主体性处在漂移状态中，决断与选择的非实在性，让性别压迫无处显形，同时又无处不在。性别对抗发生了转移、变形，权力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任何一种权力话语——历史的、政治的以及伦理的权力话语，都会在自身的绝对性中崩溃。这个内爆点就是性别。在启蒙文化缺失的中国社会——缺失不等于缺陷——女人接近公民身份的过程是痛苦而艰难的，人们依然在伦理层面来辨识女人的形象，在宗法传统的暗示下，女人身份的优先性依然体现在伦理层面，就是说做一个好母亲比做一个好的女职业经理人更加让人容易接受。尤其当代中国思想界（男人居多）正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对上一辈女性革命家进行清算，即在人性论的主导原则之下，没有当好母亲的女人正遭到质疑。但电影可以走得更远，一些身份破碎的女人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始源的母性力量（maternal power）在涌动——人类学意义上的——使得这些女人像一堆现代社会无法辨识的乱码，因此，这力量似乎难以命名。她们的不可理喻，制造了理性主义的巨大难题。人们无法在一种身份确认中，去把握她们的所作所为，这种不稳定性却引发了审美层面、政治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众多争议，让性别身份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