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的这本《民主新论》，最早读到它是在 1988 年岁末。当时正值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谈论“新权威主义”之际，在知识同权力之间，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开启了一个理性的对话而非对抗的过程，而若从“公车上书”算起，这两者的断裂已持续了百年之久。失去理性和价值支持的权力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我想是无须多说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读到萨托利极力张扬的“纵向民主”和“精英主义”，与之颇多若合符节者，自然也就生出很多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现实感”；它迫使你在肯定民主价值理念的同时，又要时刻盯住我们的现实，从批评与建设并重的角度去思考宪政制度本土化的可能，对我们的政治传统、既有结构的张力和“可操作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知识和权力的初步和解再次表明是短命的。及至转过年后不久，突然风云变幻，理论思维旋即为街头政治所取代。事件过后，我自然更深切地意识到，这本书在酣畅淋漓的论辩魅力之外，对于变动社会中的我们，还有着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也像哈耶克一样，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尤其是在既乏民主作业的传统，又无契约化市场制度（我们若遵循苏格兰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法律也理解成契约之一种，则市场制度的政治含义便显而易见）的政治社会里，具有持续可行性而非单靠热情激发的民主理念，实在是十分不易得到落实。因此对我们而言，细致的理论建设，以及悉心培养实践的智慧与耐心，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我将翻译该书的愿望向东方出版社的陆世澄先生提出后，很快便得到通知，他们打算接受这部译稿。于是约请好友阎克文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将其译出，在责任编辑王德树先生的支持下，使其终于得在1993年6月面世。

这个中译本的第二版，补上了原来刪去的第15章，借此机会，我也对第一版中的个别译名以及一些疏漏和错误作了订正。第一版为节省篇幅，将原著中的大部分注释略去未译，尤其遗憾的是割舍了不少解释性注解（共有七八万字），照现在大力提倡建立“学术规范”的风气，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此次再版，将这些注解也一并译出（其中第9—14章仍约请阎克文先生译出，我作了校订），并按原书体例移至各章之后，原书征引的文献，除译出了作者和题目（其中标有“*”的是就我所知已有汉译本者，可供读者参考）外，原文及版本事项一仍其旧。学术文献之上品，除了其阐明的观点立场外，通过它的注释，不仅可了解作者学有所本的严肃态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发挥重要的“目录学功效”，其价值自不待言。此外我将原书的主题索引也作了翻译，按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以方便读者检索。

冯克利谨识

1998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