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

除非提供这些词语的明确定义，并对此取得一致，

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

从而使那些煽动家和暴君大获其利。

——托克维尔

1.1 民主观混乱的时代

在民主制度的诸条件中，至少可以想到的一个是，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我以此作为撰写本书的充分理由。

当然，民主这个概念注定会产生混乱和歧义。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首先是因为民主在今天是一种文明的名称，或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产物（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同一个主要作家——马克思——联系起来，可以从马克思思想的演化、丰富和否定加以评估。民主则不服从单一的论说。鹤立鸡群、唯一重要的民主论学者是不存在的。民主理论是由远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个论说主流形成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一主流确实为“民主”提供了基本特征。在此之前，人们的头脑中很少怀疑，法西斯政体和共产党政体不属于民主制度，民主是存在于西方或是受西方启发的制度。但是到了 1940年代末，有人断言，“在世界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在谴责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时，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

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乖巧的想法是，“承认民主是政治或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上取得了基本一致。”但事实不过是并将仍然是，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字眼。因此，我们所尊敬的那些字眼是令人迷惑的：nomina numina——名称内含着天意。不过我们必须清楚，民主不能被仅仅归结为一个使人上当的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很难说我们目睹了一种温暖人心的共同理想的形态。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歪曲在空前加剧，它的结果使人感到莫大的困惑。奥维尔（G. Orwell）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民主之类的词语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甚至建立这种定义的努力也遭到各方的抵抗……任何政体的捍卫者都声称他所捍卫的是民主政体，深恐一旦民主跟任何一种意义挂钩，便有可能使他们无法再去利用它。”民主还是有敌人的，不过它现在以自己的名义或挂着自己的招牌避开了敌人。

敌人姑且不去说它，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逐渐失去了民主的主流理论。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民主概念的包容性。如果人人自称民主派，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混乱。一些强大的思潮也对民主理论的主流起着强大的破坏作用，其中首推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词语仅仅是约定，一切定义说到底都是任意的，因此可以由我们任意规定。这种学说无论有什么美妙之处——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一点——其消极意义和后果都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词语从根本上说可以任由我们赋予意义，我们便只能向巴别塔前进了。这时博得喝彩的将是一个充满语言巫士的危如累卵的社会，他们靠耍弄语言和意义的把戏，不但衣食无虞，而且颇孚众望。

另一个对民主理论产生消极影响的思潮是价值中立之争。价值中立（Wertfreiheit）有三种不同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温和的观点，其基本含义是“价值公平”，要求把评价和描述一分为二。其次是极端的价值中立说，力求做到真正的“价值真空”，它要求一套消过毒的词汇，一套把褒贬、善恶之词统统清洗掉的词汇。由于价值真空的设想难以贯彻，实际出现的便是“价值回避”——第三种价值中立观，其特点是躲避价值或惧怕价值。在这种观点里，价值没有被清除，而是被转入地下，成了不明言的偷偷摸摸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