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因与马格达轻率苟合，这臭名昭著的好色鬼一度失去了元首的宠爱。1945年1月30日，希特勒褒奖戈培尔，授予他“柏林守护者”称号——这是元首第一次公开表示坚守首都的决心。这是戈培尔的城市：最初他作为组织者为纳粹党赢得这座城市助了一臂之力，然后他又作为省长统治这座城市。就在这个月，希特勒来到戈培尔的家里喝下午茶，这是他5年来他第一次踏上战前曾流连不已的地方。这无疑表明他已原谅戈培尔和马格达的不检点行为。小心谨慎的元首自备了饼干和一热水瓶的茶。他走后，马格达·戈培尔骄傲地宣称：“他可不会去戈林家。”

当希姆莱大肆收获头衔，戈培尔重返元首身边的宝座之时，在第三帝国的最后阶段真正大权在握的却是鲍曼。作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他基本不离元首左右，实际上控制了所有接近元首的途径。作为纳粹党的党务总管，他对党的机构严加管制，甚至还直接领导街区长官，为其下级，也为自己争得了广泛的新权力。鲍曼与其他围在希特勒身旁的人不同，他的名字基本不为德国民众所知。他是冷酷、狡猾但沉默的政治阴谋大师——他的一个同僚说他是“藏在阴影里的棕色大人”。

经希特勒的同意，鲍曼将党的触手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在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流产后，他在所有大的军队司令部里都安插了纳粹的政治官。他出手逼迫陆军元帅隆美尔以及其他涉嫌刺杀事件的军官自杀。通过纳粹党控制人民突击队的其实是鲍曼，而不是希姆莱。他和他的大区领袖们负责招募队员，派遣政治领导。

鲍曼让各地的纳粹党大区领袖们重新活跃了起来。他将一些无能的老派角色一脚踢开，换上年轻人，并且让他们手握大权。例如，大区领袖在自己的管辖区里对大部分军事事务均有权处理，他们还可以控告士兵战斗不力。就在暗杀事件发生1个月后，军备部长施佩尔向鲍曼屈服了，将武器生产权交给了大区领袖。甚至连施佩尔最亲密的伙伴也对鲍曼俯首称臣。施佩尔的权力被纳粹党一步步蚕食，到1945年1月他不得不恳求鲍曼出面制止大区领袖们的没收再分配行径，因为他们总是将路过本区的燃料火车上装的救命煤一把没收，然后分发出去。

鲍曼势焰熏天，众人无不畏惧，希特勒身旁的小圈子里的盟友关系也因而发生了变化。戈林非常担心鲍曼发动政变，暗杀他，所以在卡林堂布置了一个伞兵师的警卫。戈培尔与希姆莱结成亲密盟友之后，终于还是投入到鲍曼的门下，三人结为一党，纳粹党的知识精英和老谋深算的官僚奇怪地成了一家人。

鲍曼在算计希姆莱一事上充分展现了他政客手腕。鲍曼知道他这个对手一心想要证明自己英勇善战，便安排他先是担任西线战区上莱茵集团军群的司令，后又统率东线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派希姆莱去指挥陆军，实际上是把他从权力中心调开，鲍曼从而可以拉拢这党卫队全国领袖手下的几名高级助手，其中就有菲格莱因中将和德国中央保安局长卡尔登勃鲁纳。菲格莱因原为赛马场马夫，后来娶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是希姆莱派驻希特勒大本营的联络官。不出鲍曼所料，希姆莱缺乏经验，而战局又陷入绝境，他这领军人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了。1945年3月，希姆莱感到自己在元首眼里已经一败涂地，于是便在病床上躲了两个星期。

这时，对元首最具影响力的显然已是鲍曼，他在继承人竞赛中悠然领先。随着德国运势急剧下跌，希特勒越来越操心继任人选的问题。3月中旬的一天，他与一个女秘书单独进午餐时，表示不考虑所有的竞争者，甚至也不考虑鲍曼。“无论哪一方都骗我，”他难过地诉苦说，“我谁也靠不上。他们全背叛了我。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德国会国中无主的。我没有接班人。”

希特勒自己的身体及心理状况都十分不佳，接班人的问题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去年夏天的暗杀事件中，他躲过一劫，只受了些轻伤。